根溯源,對歷史刨根問底,反而可能成為指出“皇帝新裝”真相的小孩。于是便有了最新出版的《黃金保衛中國》一書,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為什么美元紙幣系統會崩潰,而金本位回歸是大勢所趨的邏輯。這幾天也會寄給您,請您批評指正。

8年前的那次長達3個小時的對話,是你我認識的開始,那次您是老師,我從您哪里學到了很多寶貴的知識,至今都在受用,在“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的理念上,我迄今一直都在弘揚。

　　這是歷史的事實,不會因為現在和未來而改變,即不論此次討論或辯論結果如何,都不會改變您是我曾經的老師這一事實。古人一字即為師,何況我當時偷師三小時？而我們這樣開誠布公的探討本身,就已經是對社會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了。

郎咸平和我

　　我和郎教授應當說了老朋友了,2001年前后,郎教授登陸內地,曾經一度以“郎監管”的稱號風靡一時,成為教授在中國內地知名度提升的一個重要臺階。很少有人知道,那篇題為《郎監管:要自由股市不要自由操縱》文章中,對話的另一方（也是作者）是我,當時我是南方一家財經媒體的編委。教授是“集體訴訟”和“舉證責任在辯方”理念在中國最早的引入者。后來我代表當時的媒體聘請郎教授作為財務方面主要的學術顧問之一。

我在5年前到上海工作后,因為轉入專門的貨幣和金融市場的報道和研究,和郎教授主要研究的方向有所錯位,聯系少了。但我對教授還是一直關注和尊重的,他是中國最好的財務專家之一（個人以為很可能這個“之一”可以去掉,但別人未必同意）,擅長公司組織財務和商業模式的研究,后來對中國特色的產業和宏觀經濟也頗有心得。教授語言犀利,性格直率,敢作敢當,有時說話欠沉穩,不太懂政治,因而難以容身主流,但民間人望很高。也正因如此,我擔心他在房地產泡沫的重大方向上一旦犯錯,對社會公眾和其個人影響較大。當然也有可能是我錯了,或者我們倆都錯了,但我們倆爭一爭,讓社會公眾看一場辯論賽,由此公眾的投資方向選擇權會得到充分的尊重,這也是我們能夠做出的最大的貢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