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契國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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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青銅質
（寬56mm 高149mm 厚4.4mm 重283.3克）
�。▓D1）所示錢牌，出自遼北，為筆者所藏。錢牌上方鑄有四個陽文契丹大字，按照上下右左的順序釋讀為“天順皇帝”。據《遼史-穆宗本紀》記載：“天祿五年（951）秋九月初四，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人伏誅。初八，太宗長子耶律璟即位，群臣上尊號為天順皇帝，廟號穆宗，改元應歷�！� 由此可知，所謂的天順皇帝，就是遼穆宗耶律璟。
錢牌中間橫鑄三個陰文契丹大字，由右往左釋讀為“契丹國”。有人可能會問，據《遼史》記載，太宗耶律德光已于947年改國號為遼，怎么該錢牌上還鑄有契丹國字樣？其實這并不矛盾。近些年來，劉鳳翥 唐彩蘭 青格勒 在《遼上京地區出土的遼代碑刻彙輯》中，根據出土的遼代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及漢字碑刻資料，首次揭示出遼代實行“契丹-遼”或“遼-契丹”雙國號這一被歷史長河湮沒已久的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從而彌補了《遼史》記載的缺憾。并且此雙國號，既可連在一起使用，如“契丹-遼”或“遼-契丹”，又可分別單獨使用，如或是用“契丹”或是用“遼”，并且“遼”與“契丹”還可同時單獨使用。因此說，該錢牌上鑄有“契丹國”字樣是有據可依的。
錢牌下方中間豎鑄四個陽文漢字“皇巡千文”，其義是穆宗皇帝在“四時捺缽”巡游漁獵時，賞賜有功大臣銅錢一千文，即應歷通寶小平錢1000枚。其兩側各鑄四個互為對譯的陰文漢字和陰文契丹小字，自上而下讀為“五京通用”。其中契丹小字“京”和“用”，若不是漢字與契丹小字對譯，則很難被釋讀出來，因為此種寫法的契丹小字“京”和“用”，在目前所見到的契丹小字資料中還沒有被釋讀出來。而“五京通用”之義，就是此錢牌在遼代的五個京城，即上京臨潢府、東京遼陽府、南京幽州 府、中京大定府及西京大同府等，均可通行使用。
寫到這里，應該說此錢牌的考證就算完了。但卻又發現了一個新的問題很值得探討，就是據《遼史》記載，穆宗在位期間（951-969年），當時遼只有三京，即上京臨潢府、東京遼陽府及南京幽州府，均為遼太宗建立于會同元年（938年）。而其余二京，即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則是分別由圣宗建立于統和二十五年（1007年）和興宗建立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既然當時遼只有三京，那末穆宗為什么還要在該錢牌上鑄“五京通用”的字樣呢？筆者認為要想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做兩件事情：一是要確定此錢牌的真偽性，二是要考證《遼史》是否有失載、誤載的可能性。
遼代錢牌發現得較晚，進入新世紀以后方始有出土的記錄。近十幾年來，經筆者過手的遼代各種錢牌不下數十枚之多，應該說對于遼代錢牌還是有所認識和了解的。細觀此錢牌（圖1），內中將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和漢字集于一身，并且陰陽結合，這在遼代錢牌中是不多見的。而且內容豐富，既有皇帝尊號、契丹國號，又有賞賜額度及行用范圍，應該說是一枚規格很高的遼代錢牌。再觀其錢文字體，漢字書法，古樸遒勁，遼韻十足；契丹文字，不論是大字還是小字，筆法嫻熟，蒼勁有力，當出自契丹高人之手。整體制作，風貌粗獷，饒具豪悍之氣韻，凸顯契丹人桀驁不馴的氣質。銅色暗紅，包漿熟舊。流傳日久，有明顯磨損的痕跡，充滿了滄桑感。鑒于以上所說，筆者認為此錢牌當是毋庸置疑的真品。
那末《遼史》對于遼五京建立時間的記載是否存在誤載、失載的可能性？筆者認為，完全有這種可能性。試想穆宗在位18年，雖說整日醉心游獵酣飲，殘忍嗜殺，視朝政為兒戲，但作為一國之君，不會連當時有幾個京城自己都不知道。既然知道，那末穆宗為什么還要在該錢牌上鑄五京通用的字樣？筆者認為，對于這個問題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穆宗在鑄造此錢牌之時，遼五京就已經全部建立完。由此可以說，《遼史》關于遼五京建立時間的記載存在誤載、失載的可能性極大。
而關于《遼史》對于重大歷史事件的記載存在嚴重失載、誤載的情況不獨此例。除前面所說的關于遼代實行“契丹-遼”或“遼-契丹”雙國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嚴重失載外，而關于契丹小字創制時間的記載也同樣存在誤載、失載的情況。據《遼史》記載，契丹大字是在神冊五年（920年）創制頒行的，而契丹小字的創制時間是在其后不久（沒有說明確切的時間）。而現今出土的契丹小字“神冊元年”銅錢證明，契丹小字的創制時間至遲是在神冊元年（916年）。另外近些年來，所出土的大丹重寶背陰文契丹小字“辰令宜速”小平銅錢，已被泉界公認為遼太祖907年建國初期的早期鑄幣。若此，則契丹小字的創制時間，至少還可以提前十數年。
因此說，《遼史》關于遼五京建立時間的記載出現誤載、失載的情況是完全有可能的。人們常說，考古可以補史，可以正史，道理就在這里。當然，要想證明《遼史》關于遼五京建立時間的記載有誤，僅憑一枚錢牌尚不足矣，今后還需要通過考古發掘，找出更多的實物資料來加以確認，這樣才具有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