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垣”字圜錢接近，說明二者的鑄造時間比較接近。魏在公元前354年與齊國的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后，國勢衰落，一蹶不振。此時已經崛起的秦國再不會向魏國效仿學習，所以半兩錢鑄行在銖重一兩 錢之后，時間大約在“初行錢”時。戰國秦半兩的鑄行，與商鞅變法和惠文王“初行錢”有關系，秦在簡公七年（公元前408年），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擴大，到了獻公七年（公元前378年）任用商鞅變法。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遷都咸陽，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為賦”。租禾是實物田租，“賦”就是要農民交實物田租稅外，還要以貨幣來納口賦。手工業者和商人也要以貨幣來納稅。與此同時，貨幣也進行了改革。秦惠文王年十九而立，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進行貨幣改革——“初行錢”。“初行錢”不等于說秦國到了惠文王時才開始鑄錢，而是在這之前，錢幣多為私人所鑄，主要由商人鑄造，用以牟取暴利，現在政府改革，規定錢幣一律由公家政府來鑄造，私人不許鑄造。這無疑是秦國進行幣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而且還是一次成功的措施。

秦國錢幣中還有一種方孔小型圓錢，面文為“文信”，“長安”。 文信錢，方孔圓形，無內外廓，背平素，錢面穿孔四周有凸出紋，面文“文信”二字分別列于穿孔左右，字體優美別致。文信錢直徑長2.3厘米，穿孔寬0.9厘米，重2.9—4克。 1955年考古人員在河南洛陽市西郊河南古城遺址內發現了文信錢殘石范，從而證明文信圓錢為呂不韋所鑄。

呂不韋，衛國濮陽（今河南濮陽縣）人，出身大賈，富有謀略。他在邯鄲經商時，認識了在趙國作人質的秦公子異人，此時異人正被趙國冷落，呂不韋認為異人有利用的價值，所以重金與異人交好。呂不韋在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被封為文信侯，此錢是呂不韋在其封地所鑄。錢上的信字旁沒有固定，不是小篆，可知文信錢是秦統一文字以前的鑄幣。在秦始皇沒有親政之前，呂不韋掌有實權，他在封國內用封號鑄錢是可能的，更何況呂不韋又是商人出身。后來經過呂不韋的精心謀劃，異人被秦孝文王立為太子。公元前250年，孝文王猝死，異人即位，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的呂不韋擁有家僮萬人，食客三千，儼然如一國之君。

公元前239年，贏政已經21歲， 按照秦國的禮制，下一年就要“冠耳聽治”。呂不韋不甘心大權歸政，與宦官嫪毐同時展開緊張的活動。公元前238年，嫪毐集團被徹底鎮壓后，呂不韋又策動長安君倒戈，妄圖取贏政而代之，很快又被贏政平息。這樣秦贏政和呂不韋的斗爭已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公元前237年，贏政先以放縱嫪毐的罪名免除了呂不韋的相位，接著命令呂不韋出居食邑河南。呂不韋在河南并不安分，與京中使者來往不絕，贏政就干脆命令呂不韋遷居蜀郡，呂不韋自感前途不妙，后自盡身亡。

與文信錢相似的是長安錢，面文“長安”旋讀，背平素，直徑長2.1厘米，穿孔寬1厘米，重1.8—2.5克。“長”字在穿孔右邊，“安”字在穿孔下，這種文字的排列，只有圓錢才有。秦王贏政時由長安君成矯所鑄。《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成矯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率軍“擊趙，反”，此錢當為長安君反叛前所鑄。1991年，陜西省西安市北郊漢城磚廠出土過“長安”與“文信”錢各一枚。

既然證明了文信錢的存在，同時也就證明了呂布韋陰謀篡位并非杜撰。文信錢可以說是文信侯呂不韋陰謀取代秦贏政的有力證據。

關于長安錢，其形制、字型與文信錢相同。如果該錢確實為長安君所鑄，則此錢與文信錢同為陰謀家的罪證。因為秦代是絕對不允許私人鑄錢的，況且在錢幣上還鑄有自己的封號，這不是謀反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