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智慧的當權者明白并堅守了什么是貨幣的血脈（DNA）。宋朝的衰落縱然有很多的原因，但從各種后來人所評寫的論著當中，我們不乏看到，由皇權強制下的信用泛濫所導致的貨幣體系的崩潰也是宋朝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何保護獲取信用貨幣的成本。

在如今信用貨幣的發展當中，香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是建立在信用貨幣之上的“信用再創新”。香港沒有貨幣政策，聯系匯率制度讓香港依賴于美元及美國這一龐大的經濟體，得到多少美元，就按比例投放多少港幣。這一前提既沒有黃金、白銀的限制，也沒有中央銀行的管制，更沒有年限，其假設和前提囊括了美元和美國的不健康因素。如果有一天美元不復存在，香港是否會回到“中央銀行”這一普遍的模式之下。

經過歷史的淘汰，中央銀行成了各國信用貨幣的發動機，但直至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用一項法律來指定貨幣的參考指標，只是規定了中央銀行的責任和義務，也就是說“錨”多種多樣，DNA多種多樣。GDP、政黨輪替、世界經濟趨勢、通脹水平、貿易狀況、民生輿論等等，都成了獲取信用貨幣的理由，在這種大部分都需要社會科學去分析的變量因素當中，獲取信用的成本已經不再重要，信用的價值也就大打折扣。至今，很多人，乃至諸多經濟學家都在肯定一個問題，就是黃金、白銀當做貨幣的時代已經過去，人類不再是馬車時代，紙幣才是信用的最可能發展方向。在這個思維模式之下，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紙幣如何傳承？如何維系？美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紙幣，但美元的接受度是否可以優良的傳承下去。

日前，已經85歲高齡的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說，美國公債是一種安全投資，美元是第一大國際貨幣，美國能夠支付一切債務，是因為可以不斷加快印刷鈔票的速度，應對一次次債務違約危機，所以違約幾率為零。不難看出，人類的所有東西都發生了改變，但利己心理從未改變，貪婪的本質從未改變，紙幣由于沒有傳承黃金的基因，獲取成本一降再降，如果再得不到改變和重視，任何紙幣都無法規避“信任危機”這一可預見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