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貨幣，南京國民政府有兩個壯舉，一是“廢兩改元”，一舉廢除了在中國實行了上千年的銀兩制度，也終結了自清末以來銀兩與銀元長期并存之局；而是徹底廢除銀本位，實行法幣政策，從而擺脫了自明清以來國家貨幣流通受制于國際白銀供應的尷尬之局。
雖然央地之間依然貌合神離，但南京國民政府至少在表面上統一了全國政令，并初步整頓了財政稅收，設立了國家中央銀行，從而為貨幣整頓奠定了基礎。
1933年3月，為準備實施廢兩改元政策，財政部令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合組上海銀元銀兩兌換管理委員會，并以中央銀行為主體：在其組織大綱中規定該委員會設委員7人，中國交通兩銀行各指定2人，中央銀行則為3人，并于此三人中推定一人為主席。此舉被業界視為旨在突出中央銀行在實行銀兩與銀元兌換管理以保持貨幣供應平衡方面的特殊作用。但由于不能壟斷通貨發行權，也不能集中管理銀行準備金，當時的中央銀行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
3月10日，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廢兩改元令》，規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契約票據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銀幣，不得再用銀兩。持有銀兩者，可由中央造幣廠代鑄銀幣，或在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兌換銀幣。同年7月，在倫敦世界經濟會議期間，分別身為白銀進口國和出口國的中、美、印等9國簽訂《白銀協定》，承諾未定世界銀價的責任。剛剛完成廢兩改元的中國，從鞏固自身銀本位和金融市場出發，自然極力主張穩定世界市場銀價。與會的中國代表宋子文宣布中國作為《白銀協定》的簽字國，將承擔協定中對中國規定的相應義務：中國政府在四年之內不將熔毀銀幣所得之生銀在市場出售。
然而，《白銀協定》簽訂不到一年，美國政府迫于產銀州的壓力，以及出于擺脫金本位“束縛”實行通貨膨脹的考量，于1934年6月頒布《白銀法案》，宣布美國實行金銀復本位，規定在貨幣準備金中，將白銀儲備的比例提高到1/4的水平。為此，美國需要在世界市場上收購白銀13億美元。
美國此舉推高了全球銀價，導致大量白銀開始從中國流出。1934年7月至10月，中國輸出的白銀總額為2.07億元，大大超出1933年1.41億元的全年總額。為了擺脫白銀大量外流的危機，南京國民政府開始采取征收白銀出口稅等舉措，但面臨不斷走高的全球銀價，終究難以力挽狂瀾，而且由于人們擔心政府會采取更嚴厲的管制手段，資本外逃反呈加速之勢。
到1934年底，世界銀價比上年度暴漲26.7%。僅據上海外商銀行的存銀統計，當年1月份存銀2.75億元，12月份存銀只余0.54億元，凈減少2.2億元。如果考慮到整個上海及全國各銀行的白銀流失數字，以及日本人作為經濟戰的一部分在華北各地大量走私出口的白銀，中國白銀外流量無疑達到驚人的數字。
大量白銀的外流，立刻在上海市面造成震撼，市民紛紛取款，而由于上海金融界各銀行之間互相存款，所以擠兌風潮不斷蔓延開去。由此導致的銀根抽緊，又令不少工廠倒閉，失業大增。此外白銀大量外流還導致入超加劇，出口困難，農產品(000061,股吧)價格出現下跌，農村經濟破產景象也開始蔓延。
1934-1935年間的白銀風潮，充分暴露了當時中國金融體系的兩個重大弊端。首先中國雖實行銀本位，但并不是產銀國，又沒有實行外匯管制，因為國際市場上銀價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造成國內市場的波動。其次，由于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通貨發行權分散，準備金不能集中管理，因此面對金融危機，幾乎沒有還手之力。
銀本位守不住了。當時的中國政府打算放棄銀本位，轉而實施外幣匯兌本位。實施匯兌本位的關鍵一是取得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二是能夠維系本幣與外幣間匯率的穩定。這兩者都離不開當時世界上主要經濟強國尤其英美兩國的支持。俗話說弱國無外交，經濟外交也是如此。由于英美兩國當時對正在走向軍國化的日本都頗感忌憚，一度幾乎令中國的法幣改革夭折。后來多虧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折沖樽俎，左右逢源，充分利用英美日三國間的嫌隙妥為謀劃，才令法幣改革涉險過關。
1934年9月，中國財政部部長孔祥熙要求美國政府以購買中國白銀的方式向中國提供美元外匯儲備。面對此一要求，美國國務院與財政部意見不一。美國國務院希望財政部改變白銀政策，而財政部堅持繼續白銀政策，提出用美元貸款方式協助中國度過難關。而國務院反對財政部的建議，擔心如此一來會激怒日本政府。此前在1934年4月，日方曾發表所謂的天羽聲明，反對西方列強“插手”中國事務。
在與美國的談判陷入停滯之時，英國人的出場幫了中國的大忙。英國方面一開始提出以英美法日四國聯合貸款的方式來幫助中國應對貨幣危機，條件是中國承認滿洲國的既成事實。但由于日本的反對和美國政府內部圍繞白銀政策的分歧，四國聯合貸款方案胎死腹中。
不過，英方并沒有放棄，接下來派出金融專家李滋羅斯等3人來協助南京國民政府進行幣制改革。李滋羅斯告知宋子文，如果想要英國政府給予貸款，中國貨幣一定要與英鎊掛鉤。宋子文原則上表示同意，指出世界上與英鎊掛鉤的貨幣很多，加入英鎊集團對中國經濟融入國際很有利。
中國方面欲將本國貨幣與英鎊掛鉤的風聲傳到美國，引起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的疑懼。中國政府也利用美國方面的焦慮，再次啟動與美國財政部的談判。1935年9月，財政部長孔祥熙再次請求美國政府收購白銀并給予貸款協助，指出法幣改革能夠成功全賴外匯管理，而這又“取決于能否出售大量白銀以增加外匯儲備”。為了在掛鉤英鎊之外再加大籌碼，孔祥熙同時指出，日本一直想建立一個包括中國貨幣在內的日元圈，如果得不到美國政府的幫助，屆時中國政府可能只能“在苛刻的政治經濟條件下接受日本的借款”。
摩根索認為，在英日兩國力爭使中國貨幣與它們各自貨幣掛鉤之際，向中國購買白銀并提供貸款，是把中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好機會。他為此說服羅斯福總統同意向中國購買一百萬盎司的白銀。中國方面在感謝美國政府舉措之余，轉而堅持貨幣獨立立場。孔祥熙指出，如果中國政府選擇任何一個國家的通貨掛鉤，都會使得英美日三國在東亞的關系緊張。
最終，南京國民政府利用英美日三國的對立，成功把中國的白銀售賣給美國，獲得了幣制改革的準備金，為退出銀本位、推出法幣、實行外幣匯兌本位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