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聯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推出2016年兩會報道特別策劃：《兩會專家談》。北大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等幾十位學者發文探討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轉型之路，發聲國企改革、互聯網金融等改革議題。
張亞光
經過兩年多的鋪陳和實施，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在沿線各國和地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涉及“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對外投資及進出口貿易在新的政策紅利刺激下有了明顯提升，對轉移國內過剩產能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都對“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隨之而來的則是其他國家對中國全方位的重新審視，從兩千年的悠久文明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經驗，從儒家思想的文化遺產到世界工廠經濟波動的現實沖擊，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都被極度放大。“一帶一路”倡議推廣開來之后，有些人更加質疑中國的孔子學院是在搞“文化輸出”，另外有些人則對人民幣國際化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和不安。在中國崛起已經是不爭事實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化、經濟的對外影響都成為“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的敏感議題。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對外交流？如何理解人民幣的國際化？古代的“絲綢之路”可以為此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
第一個歷史經驗是，古代“絲綢之路”的文化傳播有雙向性，但對中國而言主要是文化輸入。長澤和俊曾經指出，“絲綢之路”之所以能夠引起世界范圍內的關注，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作為貫通亞非大陸的動脈，是世界史發展的中心。第二，‘絲綢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第三，‘絲綢之路’是東西文明的橋梁�！� 數千年來，東西方文明經由“絲綢之路”得到了持久、深入的交融，對歐亞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由此也提醒我們，古代“絲綢之路”和現代“一帶一路”都是跨區域跨文化的，因而要特別注意政治、文化、宗教與經濟等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事實上，盡管中國傳統文明曾經對歐洲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起到過相當廣泛而重要的影響，然而從世界三大宗教的傳播歷史來看，中國在文化上更像是一個開放的接受者。而且佛教和伊斯蘭教在中國的興起，與“絲綢之路”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唐宋之前，西域各國愿意同中國合作，除了經濟利益之外，初始的動因還包括謀求中國的保護以對抗游牧民族(匈奴以及后來的阿拉伯人)的沖擊，文化、宗教差異和沖突已經包含在內。而后來“絲綢之路”得以綿延千年，更是和宗教文化因素有莫大關系。實際上，僧侶和朝圣者構成了“絲綢之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法顯、玄奘等人都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記錄�！俺松倘恕⑼饨蝗藛T和軍人之外，還有僧侶和朝圣者也在旅途中穿過各個綠洲城市。他們在寺院中歇宿，免費吃飯，并得到旅途上所需的食物。不過，盡管某些朝圣者在一個地點住了幾個月，但他們在綠洲中停留的時間終究是有限的。當他們重新踏上旅途時，前面又會有難以預測的困難。” 季羨林先生亦指出：“商人們積極出錢出物，供應僧伽。結果是佛教徒得到衣食之資，商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甚至物質上的好處，皆大歡喜，各得其所�！� 還有的學者判斷漢代佛教東傳極有可能是與粟特商人相伴而來的。 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與伊斯蘭文明傳入中國之間的關系更是有難以計數的證據。我們可以認為，宗教因素是維系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無形力量。考察古代阿拉伯國家和近代歐美國家的擴張，宗教文化都是相伴相隨的，是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全方位輸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在經濟輸出上的巨大優勢毋庸置疑，但是在軟實力方面，盡管有學者和官員呼吁“建設‘一帶一路’要文化先行”， 而由于傳統儒家思想的中庸溫和天性，中國的文明缺乏侵略性，數千年來對西方世界的影響僅僅停留在精神和思想層面，與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最終物化于人們生活方式的結果有天壤之別。可以這樣說，目前我們國家還沒有可以同基督教、伊斯蘭教甚至佛教在跨文化背景中抗衡的力量。這恐怕是將來“一帶一路”建設進入深層次之后所要面臨的最大挑戰。
第二個歷史經驗是，貨幣的國際化要有壟斷性的產業基矗布爾努瓦(Lucette Boulnois)在《絲綢之路》一書中指出，“研究絲路史，幾乎可以說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歐洲大陸，也涉及到北非和東非。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瓷器和茶葉的外銷以及鷹洋(墨西哥銀元)流入中國，那么它還可以包括美洲大陸。它在時間上已持續了近25個世紀。” 這段話提到了“絲綢之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國際貨幣的流通。
近代以來，由于中國國勢衰退，加之傳統上對于國家的貨幣主權并無概念， 西方國家的金屬貨幣在中國市面上長期流通使用，中國貨幣的國際化是無從談起的。然而從更久遠的歷史來看，古代中國的貨幣可能是當時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脊虐l現記載，新疆境內的遺址存有漢代大量錢幣，從早期的半兩錢到五銖錢直到王莽時期的大泉都有發現。另外，于闐國的貨幣為“漢文佉盧文二體錢”，一面有佉盧文，另一面有“重二十四銖銅錢”或“六銖錢”的漢字，流行年代約在公元1世紀到3世紀。這些證據都表明至遲在兩漢時期，中原王朝的貨幣已經在西方國家廣為流通并直接影響了他們的貨幣制度。除此之外，絲綢作為實物貨幣，也在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頗受歡迎，“(商隊)付錢的方式可以是鑄幣，或者如果是在絲路東段，也可以用規模統一的絲束或布匹，因此一路上不得不隨身攜帶大量這類物品。” 趙豐在《唐代絲綢與絲綢之路》的研究中認為：“采用絲綢作貨幣，不但不用鑄幣，而且迫使人們消費�！z綢的貨幣性抵制了銀幣的大量流入。在……在當時銅幣貶值又不受國外歡迎的情況下，用銅幣與銀幣抗衡顯然不行，而絲綢就較好地完成了這一作用。從武周年間直到天寶年間銀幣與絹練的兌換率之一沒變這點來看，絲綢在絲路經濟中的地位確實是牢固的�！� 因此，“唐代對絲路的經營不僅是政治和軍事上的成功，也是經濟上的成功。成功的秘訣乃在于把絲綢作為貨幣推向絲路，一直推到北高加索地區，絲綢還在作為貨幣而流通。”
兩宋之后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瓷器和茶葉的外銷量逐漸增加，和絲綢一并成為中國大宗貿易的三大支柱。海外貿易對貨幣的需求更加強烈，使得中原地區的銅錢隨著貨船大量外流�？脊艑W家們在今天的日本、越南以至非洲東海岸都發現了宋代銅幣的蹤跡。宋代名臣張方平由此痛陳“錢荒”的原因在于：“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歸……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蓋自弛禁數年之內，中國之錢日以耗散，更積歲月，外則盡入四夷，內則恣為銷毀�！� 歐陽修也發現：“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鼩q，以疥疾乾沒之為蠹，一切募民入餼牽於京師，雖革芻牧之勞，而牛羊之來於外國，皆私易以中國之實錢。如此之比，泄中國之錢於北者，歲不知其幾何。”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無論是否出于自愿，宋代中國貨幣的國際化水平達到了歷史上最鼎盛的程度。
古代貨幣國際流通的條件與今天不盡相同，金屬貨幣本身具有價值，這是和二十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發行的信用貨幣制度最基本的區別�！敖z綢之路”歷史上中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如此之高，部分原因當然是由于絲綢和銅幣的價值屬性，然而貨幣需求才是更加本質的因素。換言之，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長期壟斷世界貿易市場，為貨幣的國際流通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矗反觀西方國家的英鎊、美元等世界性貨幣的出現，也是建立在工業革命之后發達的實業基礎之上的。
戴錦華談及中國崛起的文化表達時說到：“形構之中的中國主體，意味著近乎無限的可能性，形構之中的中國主體必須是不一樣的主體，它必須是傳遞不一樣的文化，因為如果沒有不一樣的文化，如果沒有不一樣的邏輯，如果沒有不一樣的想象，那么中國崛起將難以持續�！� 同樣，“一帶一路”將來要繼續順利推進，必須關注更深層次的文化經濟邏輯。任何一個開放的系統都會面臨信息流的輸入和輸出，交融既是單向的，也是雙向的�！敖z綢之路”的歷史或許能夠說明，交融的方向在某時某事上可以控制，在某時某事上又是被動接受的。但只要保持足夠的開放性，被動也不全然是壞事。關鍵在于，我們要保持自己不一樣的邏輯。
來源：新浪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