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磚木各料亦已次第備齊，正操辦間。”⒀換句話說，黑龍江自鑄銀元事宜已不在停留于上奏請求的層面上，而是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不僅在上海購買了鑄造銀元的機器，而且機器快運到目的地了；廠房備齊各種工料后正在操辦中，并擬調湖北銀元工匠。

    黑龍江將軍壽山遵照清廷在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奏折上的朱批，對黑龍江貨幣使用的情況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考察后，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三月十八日聯名薩保向清廷上奏匯報了考察的結果，認為“今江省并此銅幣而不給，若不亟鑄銀元，以元補救，商業則江河日下，民生則困憊難支。況值鐵路興工，糧科、工價之需用錢甚巨，尤恐外人藉口，于錢不敷。用自請鑄元，不獨政體非宜，亦且利權旁落。故為江省計，自非速鑄銀元不可；為鑄元計，更非就地設局不可。蓋非多鑄不能流通，非設局不能多鑄。”與此同時，提出了“所有江省銀元亟宜自鑄”的建議。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四，清廷的批復是“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⒁也就是說，同意了壽山之請。

    從壽山等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奏折中，我們獲知自從有了自鑄銀元的計劃、并奏準購買機器后，黑龍江省一直在緊鑼密鼓地操辦著自鑄銀元之事。到光緒二十六年三月時，黑龍江省已經在著手銀元局的人事安排了，“查有奴才奏調來江之藍翎•同知銜安徽候補知縣程德全，向在內省久充銀元局差，閱歷甚深，頗悉其中核要，品端志卓，干練閎通。如蒙諭旨允行，奴才等擬即派為該局總辦。再于本省揀得協領穆精額，廉謹可靠，堪以幫同管理。此外，局中應需生匠人等，仍照恩澤原奏酌量咨調。”不但這樣，而且當時對建廠進程也做了安排，“刻下機器各件業已陸續運至局房，工料前亦大半備齊。奴才等一面派員驗收機器，一面飭令檢點工料，預備營造。蓋邊地雨多寒早，一年作工不及五個月，若不先期籌備，又將遲至明年。當茲相需孔亟之時，尤以早鑄一日俾得早收一日之效。”⒂從這點上來看，黑龍江打算在光緒二十六年年內就開始自鑄銀元的。

    應該說，黑龍江自鑄銀元之事萬事具備了，既得到了清廷的恩準，也已經購到了機器，并對設局建廠、人員等都做了安排。但隨著義和團運動的展開，特別是俄軍的侵入，黑龍江自鑄銀元的努力最終還是沒有實現。根據光緒二十七年（1901）四月二十七日薩保的奏折中所說的“迨至（光緒二十六年，——筆者注）八月初四俄兵抵省，將倉庫餉項擄掠一空”⒃可以明白，俄軍在侵入黑龍江當時的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