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許州官放火 不準百姓點燈（謝元宏） 作者：謝元宏

　　“禁炒新郵”來源于國家的相關法規(guī)和各省市的實施細則，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和《郵資票品經營管理辦法》等，來源于“郵票在發(fā)行期內不得高于或低于面值買賣交易”的規(guī)定。集郵市場炒新不止的實際和其巨大的投機性、風險性，參與者“一賺二平七賠”的結局，炒作品種總是演繹“初熱、狂熱、退溫、沉淪”的老調，嚴重阻擋著集郵市場走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之路。炒新已成為眾矢之的，但炒新卻一年又一年地延續(xù)發(fā)展著。2004年又是一個“出類拔萃”之年。

　　一、言而無信何時休。對于禁炒新郵，相關部門的規(guī)定以及對規(guī)定的重申，幾乎年年都有，綿延不斷。遠的不提，近的略舉幾例：2001年，出臺了《集郵市場管理辦法》，辦法中對“禁炒新郵”規(guī)定，其文字組織之嚴格和無懈可擊，其貫徹實施的可操作性，可算是史無前例的。為公布和宣傳該辦法，劉立清局長還有一個講話，講話的語氣不但表現出貫徹實施的信心，同時表明了嚴格落實的決心，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似乎炒新的末日到了。但是一邊是法規(guī)出臺和宣傳造勢，另一邊是熱炒新郵照常如故，甚至還在升級。1999年，北京福尼特（后改稱宜美嘉）郵市提出“禁炒新郵”主張，得到了國家郵政局的肯定和贊揚，一位司長接見郵市負責人時稱，“禁炒新郵符合國家相關法規(guī)精神，應予肯定和支持”。當時媒體尤其是集郵類報刊，大量刊載相關評論文章，把“禁炒新郵”演變成了“炒新”問題的炒作。結果如何？對“炒新”問題的炒作壓倒了“禁炒新郵”，炒新毛發(fā)未損，照樣火爆！2002年，國家郵政局為重申禁炒新郵，又下發(fā)了一個文件，并要求認真落實和查處，北京郵市里四處張貼該文件，市場管理經營者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是“雷聲大雨點小”，不出多久，為躲避風頭轉成的暗炒，又堂而皇之地明炒起來，并有過之而無不及且更加“壯烈”。2004年4月下旬，北京四達郵幣社舉辦郵友座談會，劉建輝司長在會上又談“禁炒新郵”的話題，《中國集郵報》、《人民日報》發(fā)表《猴年郵市演繹激情》文章，稱“惡炒新郵現象得到遏制”，可實際情況可用“更加瘋狂”來形容。猴年演繹的激情卻卻是惡炒新郵的激情！《甲申猴》大版、小版暴漲至138元、68元后跌落至現在的44元和26元就足以說明問題。

　　最近，媒體報導了國家郵政局劉建輝司長談話內容，“郵商應該只能銷售超過發(fā)行期的郵票，對于炒作行為國家要堅決制止”等，再一次老調重彈，究竟結果如何，人們拭目以待。《乙酉雞》發(fā)行前的期貨價，大版、小版、贈版為37元、19元、17元，高出面值2至5倍，這不是惡炒的序幕嗎？炒期貨是炒現貨的發(fā)展和深化，《集郵市場管理辦法》規(guī)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社會上采取預訂方式預售尚未發(fā)行的郵票”。看來2005年炒新的狠煙散盡難為。

　　二、誰是炒郵的始作俑者。相關部門總是以教師爺的口氣批評這個指責那個，也總是以一貫正確者而自居，從來不肯說一句像樣的自我批評的話語。最近，劉建輝司長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由于近20年來新聞宣傳的誤導，一部分人錯誤地認為炒作郵票可以攢錢，把集郵活動變味成投資”。言外之意，炒郵的主因，一是媒體的誤導，二是集郵者動機不純。鳴呼，相關部門又沒有責任！？那么，人們要試問：

　　劉司長自己說，“郵票本身只是郵資憑證，它的第一功能是郵寄”，那為什么郵票可貼用寄包裹的“406號文件”，要四川李振海狀告后才出名？而現在仍有許多許多郵局不執(zhí)行？為什么特快專遞不讓貼用郵票？為什么郵政窗口不公開銷售紀特郵票？為什么郵票分成集郵郵票和通信郵票？為什么預訂新郵有那么多的霸王條款？為什么學生預訂（不全額交訂金）不送贈版？為什么對“量少”有害郵品情有獨鐘？為什么對發(fā)行“新”、“奇”、“特”品種殫精竭慮透頂？為什么對諸如《集郵道德規(guī)范》、《北京宣言》等國際規(guī)則置若罔聞？為什么面值50元的“金箔張”要賣120元，且大搞提前公布發(fā)行量、公開毀版、公證部門公證等輿論炒作造勢？為什么新郵大面積深幅打折長達12年之久？為什么對全國人大代表提案的回復代表們極不滿意？為什么一級市場賣大戶、暗箱操作、違規(guī)放貨、新郵早產不能減少或杜絕，為什么……。總而言之，相關部門自己可以不顧社會效益而大搞經濟效益，為扭虧增盈而竭澤而漁，濫用發(fā)行權力肆意在集郵者身上圈錢撈錢，而集郵者希望保值增值就是目的不正、動機不純，胡言“真正的集郵者將集郵作為一種愛好和樂趣，而不是以投資和保值增值為目的”。這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