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對于紙幣的發行是比較謹慎的，紙幣監管法律政策的出臺也說明政府對紙幣依賴信用的特性和易于仿造和濫發的弱點是有充分認識的，這套金融監管體系和措施應當說在一定時期內保證了“交子”的順利流通。然而封建政府往往不能有效地控制紙幣的發行量，當出現政府巨額財政開支需要時，政府往往不能約束自己的行為，利用手中的權力，濫用公信力，無限制地發行紙幣，最終造成通貨膨脹，從而使紙幣喪失了信用，也就變成了廢紙，北宋交子的命運也證明了這一點。

　　官府發行紙幣，有時竟沒有準備金，比如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年)益州交子務在陜西發行交子六十萬貫，以支付糧草費，無鈔本。

　　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發行數額，而大量超額發行。《宋史·食貨志》載，哲宗紹圣年間(1094~1097年)“界率贈造，以給陜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乏用，用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可見，為了滿足陜西軍情之需，多發的一次交子量竟會超過一界總量的數倍，甚至導致成都地區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其結果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和紙幣信用的喪失。    

　　紙幣的分界發行慢慢成為了“通貨膨脹”的障眼法，因為每界發行新紙幣，往往規定新幣值舊鈔一比幾，比如元符年間(1098~1100年)換發時，新交子一緡要換回舊交子五緡，即新舊比價1∶5。

　　政府濫用信用，從而導致了交子成為其斂財的工具，交子沒有了信用，也就喪失了流通的功能，從而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價值。封建政府于是用更改紙幣名稱的辦法來掠奪民間財富。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把紙幣定名為“錢引”，名稱雖變，但其實質為斂財工具沒變，甚至變本加厲了。大觀元年(1107年)把交子務改為錢引務，這年的發行數“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也就是說發行量由一百二十萬緡增加到二千多萬緡。而且沒有準備金，“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可見，價值一千錢的緡只能當錢十多個錢，紙幣貶值是多么嚴重。

　　北宋交子的興衰歷程，對今天也是有借鑒的，政府的監管法制對于金融幣制的穩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紙幣的發行和穩定，能夠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國家創造了財富，對解決國家的一時之需有重大作用。政府毀壞了原有的金融法制，濫用了信用，其結局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貨幣體系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