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草動，別人想什么時候停牌就什么停牌，我們只能被別人任意宰割。前些年我國的服裝業在這方面吃了不少虧。現在，是我想什么時候停牌就什么時候停牌，這要看我怎么想。”

　　流浪七年，周大虎曾為生計發愁

　　談起自己為什么會有這么強的好勝心，周大虎覺得這些和自己“獨特”而又“艱辛”的經歷不無關系。

　　周大虎于1952年出生在溫州城里，父親是位“老革命”，在父親被打成右派、母親下放到鄉下郵電所之前，周大虎的童年、少年生活充滿溫馨和陽光。

　　家庭發生變故后，周大虎生活和就學一下子變得舉步維艱。初中畢業后，周大虎到溫州農村插隊。“鄉下的生活根本沒有辦法維持”，周大虎說。1969年，17歲的周大虎跟隨幾個溫州同鄉，開始跑到外邊去謀生。

　　“我最早是到了西安郊區，做鈑合金工。當時我沒有全國糧票，吃飯是一個大問題，曾吃過一個月的柿餅。沒想到的是，我們的包工隊隊長不久被抓回溫州，以黑包工頭的罪名給槍斃了，我也在西安關了一個月。”

　　周大虎被抓回溫州后不久，迫于生計，又開始跑到江西、安徽、湖北等地流浪。1976年，25歲的周大虎頂替母親進入溫州郵電局工作，自此結束他的流浪生活。開始了每天扛郵包的生活。“也許是因為自己以前的流浪經歷，所以我分外在意這個工作。”回憶起當時，周大虎說他給自己定下的要求就是“扛郵包，我也要扛得比別人多，比別人好。”
打火機曾讓他“死去又活來”最終經受住了市場的考驗

　　周大虎是溫州打火機生產的后來者。早在1985年前后，溫州就已經有人在開始生產打火機。而他進入這一行也是因為迫不得已。1991年，周大虎妻子所在的溫州汽水廠破產，她領到了5000元的安置費。“我發現，做打火機比較方便。這主要是當時溫州打火機的零部件生產廠家多，我們只要投入少量資金就可以生產出打火機。”依靠這筆安置費，周大虎招了三五個工人，將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騰出一間做廠房。工作之余，周大虎替妻子跑銷售，結果發現打火機市場利潤豐厚。于是，他在一年后干脆辭職。1992年，周大虎租下了一個200多平方米的簡易廠房，招了100多個工人，自己開始正式創業。

　　就在他進入這個行業沒多久，溫州打火機市場進入了一個癲狂的狀態。1993年上半年，溫州從原先的100～200家打火機廠家急速發展到3000家。“溫州打火機只要10元錢，而日本、韓國這些國家生產的打火機要300元～500元。價格相差實在是太大，溫州到處是前來收購打火機的老外。說來也難以相信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