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元的前身是銀條和銀餅。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應算是大明弘治二兩銀并。之后，乾隆55年，有過西藏銀毫，也是一種手工軋制的銀并。嗣后，臺灣壽星銀并 ，咸豐年間湖南大清銀行鑄有壹兩制銀并；光緒時期貴州官爐黔寶銀并；西藏雪啊三山銀并、新疆光緒末期的大清銀并等等。即使甚難得見，也可間或在書譜或網絡上一窺端倪。延續到光緒八年起，吉林將軍先斬后奏，試制了吉林廠平一兩銀元。
之后，經朝廷正式批準，廣東巡撫張之洞于1889年（光緒15年）正式申報廣東省造光緒元寶庫平七錢三分試制成功。從此，中國學習采用西方機制幣鑄造，發行經驗，自行試制的機制銀元，開創了中國金融貨幣體系的新紀元。粗略估算，截止中華民國38年，75年間我國機制銀元、銅圓總的鑄造發行量不下數百億枚。保守的估計，現實遺存量，按萬分之一計，也不少于數百萬枚。
但是，以銀元為主線的機制幣遺存良莠不一，魚龍混雜。機制幣的港灣水深莫測，下潛似乎已到極限，收藏亟待明晰。以愚拙見，試論四點。
一、提高認識，理清思路
中國近代機制幣，是在學習國外鑄幣經驗與做法的基礎上，因陋就簡，自立自強，逐步發展、壯大的機械化、半自動化鑄制、沖壓、拋光的貨幣產品。是在政府和專門機構（例如，度支部）強力決策、監督、指導下，按照既定規制，嚴格操作的產物。也是清政府及民國政府管理市場及金融貿易和國計民生的重要政策手段。
二、認真分析，分清頭緒
近代機制幣以骨干貨幣銀元為先行試點，用銅樣為標示，先各別，后重點，漸次鋪開，中經整頓（裁撤），形成骨干隊伍和基點（例如，北洋、奉天、廣東、江南、上海、湖北、四川、昆明等造幣廠），繼承傳統，一脈相承，嚴格管理，確保合格。但是，同時，由于國事維艱，戰事連綿，在商界、軍界也不斷出現染指金融，自鑄貨幣的諸多亂象。因而，非政府組織及不法亂民也混跡其中（在民國中后期，也包括紅軍根據地），間斷性盜鑄。涓涓細流，混搭泉流。
三、研考標準，厘清界限
機制幣的主流是官鑄形成的，以國外經驗做法為基準的制幣規制和準則。表現在園徑統一，厚度一致，重量達標。但，毋庸諱言，在經濟條件窘迫情況下，成批、整班次進行微調也一定在所難免。抽條減量，以次充好，一般伺機投放市場或硬充軍餉。
銀元元兩之爭的實質是，傳統斤兩制貨幣與現實定量成型貨幣發展前途的抉擇。兩派分野相對鮮明，各有實力基地。因此，大約以丁未大清銀幣壹圓（1907年試鑄）為標志，
元兩之爭雙方圍繞銀元改制進行了激烈的爭奪。雙方準備了相當規模的版別、類別試制品儲備，一旦形勢明朗，貯存爭得先機。曾經一度被非議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廖揚名編著的《中國銀元圖集》，揭示了那段比較詳盡的真實。元兩之爭中的琳瑯滿目的試制幣，是機制銀幣鑄行長河中的浪花，值得關心和愛好者進行探索性研究。
應該提及的是，建國后經中央批準，為了展示完整性的需要，幾個大型國家及博物館曾經有組織地仿制、復制了諸多文物（包括銀元）。最初展覽室明確表示（復制或仿制）。但后來，可能是為了簡要，撤掉了原有的標簽，造成了以假亂真的不良反應（例如，大量鉛版珍稀銀元公展）。周業勇先生的義憤應予調查，澄清事實，給予支持。
有些頗有名望的專家或大咖，為了名譽和地位，以及既得利益，在古錢幣（含近代機制幣）的真偽和其它現實問題上，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采取鴕鳥政策，甚至主觀故意混淆是非，誤國誤民。或者已經滑到瀆職罪的邊緣。應該猛醒，戴罪立功。而當務之急是以反腐為突破口，調整整頓相關領導部門和機構。然后，立即組織制定包括近代機制幣在內的中國古錢幣國家鑒定標準，并會同冶金、化工等專家研制現代化的檢測儀器，判別真偽，民藏公展，研考歷史，傳承文化，擴大內需，搞活流通。以古錢幣（含機制幣）為突破口，讓整體文物活起來。
四、 加強文保，鼓勵收藏
中華文明的傳承，載體是各級、各類文物資料和近現代藝術品。不能割斷歷史，亟需加強文保。有益的收藏活動實在是千百年來廣大人民群眾，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鑒古知今，明晰榮辱；艱苦樸素，崇尚節儉，充實積累，發展消費的優良歷史習慣。沒有任何中華子孫主張華夏炎黃歷史虛無，沒有任何公民個人反對民族傳統道德良俗。
現代收藏貴在瑰集珍品，堅持國家標準，堅持貴金屬本位目標，吸納普、真、精、奇、罕品，無疑是收藏者的最佳選擇。同時，為了正確認識歷史，客觀解析遺存，對于可以確認的不同時期統一調整（例如，民國中后期銀毫制品引入鎳、鋁材質），而版別名稱不變的樣幣、試制幣、流通幣等，亦應順應形勢，加以收藏和研究，從而厘清近現代機制幣的發展變化軌跡。
作者：北泉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