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所示是一枚明代萬歷通寶背“礦銀”錢，直徑18.53毫米，為上海博物館收藏。明代萬歷通寶背礦銀錢是明代珍泉之一，是品正面鑄“萬歷通寶”四字，背上下“礦銀”二字，皆楷書；此錢鑄制精美，古樸之風甚濃；字體粗獷，字廓深峻；地章平整，包漿自然；呈銀白色，系官爐正作銀錢，歷代泉譜有載；字體與明朝西南邊陲等地所鑄其他銅質錢幣風格類同。
萬歷（1573—1620）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明朝使用此年號共48年，為明朝所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萬歷前期，張居正主導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對外軍事也接連獲勝，朝廷呈現中興氣象，史稱“萬歷中興”。但在后期，由于張居正的去世，萬歷帝開始逐漸怠政，并創下30年不上朝的“歷史記錄”。加之明朝政府相繼在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發動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播州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史稱“萬歷三大征”。《明史》載：“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余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余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
明朝中后期資本主義開始萌芽，但發展較為緩慢，原因是明朝政府的重本抑末、苛捐雜稅、閉關海禁以及礦禁等。早在洪武年間就實行礦禁，成化年間因財政告罄，曾短暫開禁，民間也偶有私自開采情況發生。礦禁的實行不僅是對自然資源的一種保護，更是農耕國家的策略之一。在封建統治者看來開礦和商業一樣都會干擾這個國本，由于利潤的刺激，大量的勞動力會蜂擁于此，官營的開礦甚至會刺激大量民營開礦的興起，讓統治者不安的就是聚集起來的礦工，將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例如成化年間的礦工首領葉宗留起義。
“三大征”曠日持久，歷時近十年，到萬歷二十八年六月結束。“三大征”雖都以勝利而告終，又由于乾清、坤寧兩宮大火峭，營造乏資，遂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分遣太監為各路礦使，大開銀礦，并有“礦銀錢”的鑄造。有大小兩種。小者，較“萬歷通寶”銅錢略小。除背“礦銀”小錢外，另有分鑄“四錢”兩字者，余文字皆同小品。小者常見，大者極罕。是錢之用途及抵值情況無史載。《明神宗實錄》載：“萬歷24年正月己丑。河南道御史馬經綸奏：皇上好貨有癖御下少恩，時腋之間叢怒蓄變。著馬經綸革職為民。” 又云：“六月乙丑。戶部題：差官開礦，意謂千聞不如一見。上言：方今國家多艱，官民兩竭，照嘉靖年間例，差戶部，錦衣衛官各一員，鉀同原奏官赴彼開采，陸續解進，只督百姓自行采取，不得支費公帶騷擾。” 由此可見，這就是明神宗萬歷年間開礦的開始。但開礦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問題，反倒滋生了貪污腐敗，被皇帝派下去的宦官只顧搜刮民膏民脂，虛報礦銀產量。正所謂上行下效，皇帝的長期怠政，軍費的大量消耗，嚴重的貪污腐敗，對晚明的財政造成重大負擔，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以致《明史·神宗本紀》中指出：“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錢幣大師羅伯昭曾說：“明代神宗一朝，礦使四出，紛擾天下。此錢，歷來有兩種說法，一是礦使鑄之，貢于朝廷，作賞賜之用；二是，開采銀礦，掘銀而鑄，只為紀念，并不流通。”當然，關于此錢真正用途說法不一，難以確證的歷史真相，還有待于更深一步的探討與研究。
作者：安徽安慶 陳璟 來源：收藏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