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章郭木”是西藏地區歷史上曾鑄造、使用過的一種金幣名稱，因其圖案精美、數量稀少，并帶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向為錢幣收藏界所珍視。但是，限于資料，關于其鑄造使用背景、停鑄原因等在廣大錢幣愛好者中始終是一個不解之迷，甚至還流傳有一種錯誤觀點，認為“色章郭木”金幣是西藏上層一小撮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為從事西藏獨立而鑄造的。這不但與史實不符，是一種錯誤認識，而且極為有害，很容易被社會上別有用心者利用。事實上“色章郭木”金幣不但和“藏獨”毫無關系， 而且是20世紀初西藏地方政府為抵御英殖民主義者侵略勢力的日益滲透而鑄造發行的，具有強烈的抵御外來人侵的愛國成分。因此，有必要結合當時的文獻資料，就“色章郭木”金幣的鑄造背景、停鑄原因及其銘文、圖案等做一考證，以期澄清社會上流傳的錯誤認識。

    一、“色章郭木”金幣是西藏噶夏地方政府于1918年在拉薩鑄造發行的，只流通使用了三年多，到1921年便停鑄了。時間雖然很短，數量也有限，但是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和當時西藏地區特殊的歷史背景有關。

　　眾所周知，英國殖民主義者對西藏的侵略野心由來已久，早在1876年簽訂的中英《煙臺條約》中，英國即乘機列入一項有關西藏的專條，規定英人可以“探訪”印度西藏間的路線。由此，開始了對我國領土西藏的侵略。經過西藏人民1886—1888年、1903—1904年的兩次英勇抗擊，打破了英國殖民者的侵略夢想。1912年，腐朽沒落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打擊下崩潰了，全國陷入了軍閥混戰的局面。在北洋軍閥把持下更迭頻繁的中央政府形同虛設，削弱了對邊疆地區的管理。英國殖民者乘機又加緊了對我國西藏地區的侵略。當時，曾因抗英失敗而被迫流轉外地多年，歷經艱辛才又重新回到拉薩的十三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土登嘉措，在西藏廣大僧俗民眾抗英激情的感染下，又一次進行了驅逐英國殖民者在西藏的侵略勢力的努力。

　　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英國殖民主義者在印度鑄造發行，同時也大量流通于西藏地區的一種“托剌”金幣，就成了十三世達賴喇嘛首先要努力驅逐的對象。為此，十三世達賴喇嘛于1918年委派親信達桑占東在羅布林卡西側籌建了羅堆(nor stod)金幣廠，當年即批準仿照英屬印度“托剌”金幣的式樣，鑄造了“色章郭木”金幣。原計劃用“色章郭木”金幣來取代市面上流通的“托剌”金幣，并以此杜絕西藏財富的大量外流。

　　“托剌”(Tola)金幣因其重量而得名，直徑22．7毫米，厚2．2毫米，正面一般鑄有一大象圖案，另有雄獅、駿馬或無動物圖案等不同版式。背面鑄有“幣重一托刺及含金量百分之百”等語。“色章郭木”金幣重量和“托剌”金幣一樣，直徑略大，為26．5毫米，厚1．4毫米，略薄于“托剌”金幣，面值藏銀二十兩。按金幣上的年代，分別有藏歷紀年十五繞迥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年，即1918年、1919年、1920年、1921年四種版別。到1921年，由于世界金價大幅上漲，每托剌黃金漲至藏銀三十兩，同時發現英印商人在用貨物大量套購金幣，致使西藏黃金外流，如繼續鑄造便會虧本，因此“色章郭木”金幣實際只鑄造了三年多，便于1921年停鑄了。

　　這在當時入藏習經并深得十三世達賴喇嘛寵信，后又親自參與策劃了“色章郭木”金幣鑄造工作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觀著的《入藏紀行》一書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那是我入藏不久的事情，西藏曾就準備鑄造金幣一事與我商談。在此以前他們的銀幣是在尼泊爾鑄造的，西藏只有銀幣，當時大部分還實行物物交換。于是我說日本是個金本位的國家，并拿出了剩下的日本金幣給他們看。我還把其中的二十元的金幣給達賴喇嘛看。因為西藏有豐富的金子，所以決定鑄造金幣，并開始向我詢問各種問題。他們先把金子做成圓形，再從兩邊夾成圖案，費了很大的勁兒才鑄造出周圍的花紋，不過總算鑄出了金幣……然而事過不久，這些金幣在市場上突然消失。這是因為西藏商人把金幣帶到了印度，印度以高出純金幾倍的價格收買了西藏金幣。與販運羊毛相比，帶少量金幣到印度是既不需帶行李，又可以賺大錢的。西藏政府認為這是英方的毒辣陰謀，是想掠走西藏的黃金，于是停止了金幣的鑄造，中止了采掘黃金的工作，并且還封閉了金礦穴。對于以前開采所余黃金則做成金條保存在布達拉宮內。”

    二、“色章郭木”是藏語“gser tram skor mo"的音譯，“色章”意為黃金，“郭木”是圓錢之意，合起來即表示“金元”、“金幣”的意思。正面有一圓圈，圓圈中央是一臥獅圖案，另有藏文為鑄造年代。圓圈外刻有八個佛教吉祥圖案，藏語叫“扎西達皆”，金幣最外圈是一圈珠串。背面中央為一佛教吉祥圖案，周圍鑄有藏文，音譯為： “dgav ldan pho brang phyogs las rnam rgyal”，即“甘丹頗章、曲列郎杰”，意譯為“甘丹頗章，超越或戰勝四方”。并有藏文“二十兩”字樣，邊緣也是一圈珠串。另發現有色章郭木銀試機幣和銅試機幣。

　　關于金幣上的獅子圖案和“甘丹頗章，曲列朗杰”的銘文，有人認為表示有“藏獨”含義，并由此認定“色章郭木”金幣是為宣傳西藏獨立而鑄造的，和達賴喇嘛出逃印度事件有關。這完全是一種無稽之談。

　　據文獻記載，清代西藏地區和內地一樣，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下，按照一定的標準、形制設局鑄造貨幣的。

　　“西藏章卡向來多有摻假，嗣后應以漢銀鑄制，不得摻雜……章卡正面鑄漢字‘乾隆寶藏’字樣，邊廓鑄造年份，背面鑄藏文。駐藏大臣指派漢官會同噶倫督辦藏幣鑄造，務期保質純真……如發現新章卡摻有鐵、錫等情，一經查明，定按國法嚴懲該主管漢官及噶倫指派之仔本、孜仲及工匠人等，并依假幣面值加倍罰款。”

　　如同五十六個民族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一樣，中華錢幣文化也是由各個兄弟民族共同創造的。但由于歷史上各民族、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反映在錢幣文化上，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區也有其各自不同的特色，如：中原地區多以銅為幣材，錢幣上以文字為主；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則喜用金銀，錢幣上常出現動物圖案(新疆的“漢佉二體錢”以駱駝、馬為圖案，西藏錢幣上則常用獅子為圖案)；云南地區則長期使用海貝。這些都反映了中華錢幣文化形式多樣的特點，體現了中華錢幣文化是由各兄弟民族共同創造的。

　　 貨幣上使用獅子圖案，是藏族人民的傳統，它起源于一個古老的傳說。相傳，很早以前，在雪域高原西藏，生活有許多動物，但由于經受不住冰雪嚴寒的襲擊，都紛紛遷徙。最后連大象也不耐嚴寒而遷到溫暖的南方去了，只有雄獅經受住了嚴寒的考驗，仍在冰雪的西藏高原上生活、繁衍，成了藏族人民勤勞勇敢的象征。就像中原地區人民心目中的“龍”一樣，“獅子”便成了藏族人民尊崇的圖騰偶像。據考，早在1631年，尼泊爾帕坦土邦為西藏地方鑄造的坦卡銀幣正面中央就有一雄獅圖案，1641年尼泊爾幣制改革后為西藏鑄造的茂哈銀幣正面中央也是一雄獅圖案。西藏地方自鑄貨幣中，最早出現雄獅圖案的則是1909年鑄造的“桑岡郭木”一兩銀幣。

　　“色章郭木”金幣正面中央，是一典型的藏族人民傳統習用的“臥獅”圖案，它與境外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所宣揚的所謂“日月普照、高山流水、昂首雪山雄獅圖”是不一樣的，兩者有本質的區別，應嚴格區分開，否則，容易引起誤會，產生不良影響。

　　“甘丹頗章”是指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建立的政教合一黃教地方政權的名稱。它來源于一歷史事件。據西藏文獻記載，1518年二世達賴喇嘛根敦嘉措，在擔任哲蚌寺第十任池巴任內，接受了乃東大司徒扎西扎巴的捐獻，將哲蚌寺內的一座青石殿堂修繕后改名為“甘丹頗章”，為居住之地。此后歷世達賴喇嘛在未執政前，都居住在哲蚌寺的“甘丹頗章”宮內。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在著名的西蒙古和碩特部汗王固始汗的扶持下，最初就是在“甘丹頗章”殿堂內建立黃教政權的，以后藏族人民就習慣于用“甘丹頗章”這一稱呼來代指原西藏政教合一的黃教地方政權。“曲列朗杰”意為超越四方或戰勝四方，這就如同新疆地區的“漢佉二體錢”上鑄有銘文“大王、王中之王、眾王之王”一樣，是反映了一種民族的自豪感。這在歷史上受中央政府統一管轄下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鑄造的錢幣中，是普遍存在的。

　　如前所述，“色章郭木”金幣1918年開始鑄造，到1921年就停鑄了，只鑄造了三年，而十三世達賴喇嘛是在1910年2月到1912年4月間流轉到印度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則是在1959年叛亂失敗后外逃印度的，“色章郭木”金幣與之沒有任何聯系，更不可能如社會上曾流傳的那樣，“色章郭木”金幣“是西藏一批上層分子，在英帝國主義策劃下，為陰謀宣傳西藏獨立而鑄造的”。正相反，它是以十三世達賴喇嘛為代表的西藏廣大僧俗民眾，在20世紀初英殖民主義者日益加緊侵略西藏的歷史背景下，為抵制英屬印度“托剌”金幣的大量流入，保全西藏人民的利益而鑄造發行的。后來雖因世界金價的上漲及外商的大量套購，導致“色章郭木”金幣被迫停鑄，但它仍具有抵御外來侵略勢力的積極意義，同時作為一段歷史的見證，它也集中體現了歷史上勤勞、勇敢的藏族人民熱愛祖國、反抗外來侵略的優良傳統。

　　　　　　　　　　　　　　　　　　　　　　　　　　　　　　　　　　　　　　　作者：王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