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與識別西夏錢幣的第一人

    黨項民族消亡后，經明末、清初，西夏文字已無人能識。清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我國著名史地學家張澍（字介侯）在家鄉武威養病期間，在武威清應寺里，發現一通鑿刻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之后不久，著名的金石學家劉青園又在甘肅武威發現了幾壇窖藏的方空圓形銅質錢，壇內裝的絕大部分是宋代及漢、唐錢幣，但其中也有一些西夏時期鑄造的漢文年號錢和所謂的“梵字錢”。在此之前，劉青園去清應寺（又稱大云寺）看過寺內新發現的西夏碑，他將“梵字錢”上的錢文，與張澍發現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陽面的文字相比較，發現兩處文字完全相同。并由此考證出《泉志》所錄的“梵字錢”和他所得“梵字錢”就是西夏文錢。“梵字錢”窖藏的年代也應在西夏時期。這一發現，使劉青園成為中國第一個能夠識別出西夏文錢幣的人。

    據清道光年間另一位金石學家初尚齡在其所著《吉金所見錄》中介紹，劉青園發現的西夏漢文錢有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光定諸品，而西夏文錢只附載了“大安寶錢”一品。實際上，劉青園發現的西夏文錢不只是“大安寶錢”一品，至少還有“乾祐寶錢”、“天慶寶錢”兩品，其中是否還有“福盛寶錢”，目前還難以確定。劉青園這次的重大發現，在西夏錢幣研究史上的意義是不尋常的，不僅使錢幣學界認識了西夏文錢，而且也突破了西夏是從夏仁宗天盛年間開始鑄錢的舊觀點，為西夏錢幣研究的不斷深入開辟了先河。
 
西夏也行年號錢

    從目前傳世和出土的西夏錢幣來看，西夏的金屬貨幣主要為銅錢和鐵錢，同時又分為漢文錢和西夏文錢。而無論是漢文錢，還是西夏文錢，均為年號錢。

    在西夏境內缺少銅礦，目前所見的西夏史料中，尚不見有西夏產銅的記述。西夏境內銅的來源，主要依賴于與鄰國北宋、遼、金之間的貿易。但鄰國為防止西夏以銅鐵鑄造兵器，多次頒布不許銅鐵出境的禁令。西夏即使從與鄰國的貿易中得到一些銅鐵，也主要用于鑄造兵器，由于沒有鑄造銅幣的足夠原料，不得不大量使用宋朝和前朝以及遼、金的貨幣。然而，貨幣畢竟是一個國家或政權獨立的標志和象征，因此西夏必然要鑄造屬于自己王朝的錢幣。

    迄今所見的西夏錢幣，最早為夏景宗嵬名元昊稱帝建國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公元1038—公元1048年）時，所鑄漢文銅質年號錢“天授通寶”。其后有夏毅宗嵬名諒祚福圣承道年間 （公元1053—公元1056年）所鑄西夏文“福圣寶錢”；夏惠宗嵬名秉常大安年間（公元1074—公元1084年）所鑄漢文“大安通寶”和西夏文“大安寶錢”；夏崇宗嵬名乾順貞觀年間 （公元1101—公元1113年）所鑄西夏文“貞觀寶錢”，元德年間（公元1119—公元1127年）所鑄漢文楷書“元德通寶”、隸書“元德通寶”和“元德重寶”，大德年間（公元1135—公元1139年）所鑄漢文“大德通寶”；夏仁宗嵬名仁孝天盛年間 （公元1149—公元1170年）所鑄漢文“天盛元寶”銅、鐵錢，乾祐年間 （公元1170—公元1193年）所鑄漢文楷書“乾祐元寶”銅鐵錢、行書“乾祐元寶”銅錢和西夏文“乾祐寶錢”；夏桓宗嵬名純祐天慶年間 （公元1194—公元1206年）所鑄漢文“天慶元寶”和西夏文“天慶寶錢”；夏襄宗嵬名安全皇建年間 （公元1210—公元1211年）所鑄漢文“皇建元寶”；夏神宗嵬名遵頊光定年間 （公元1211—公元1223年）所鑄漢文楷書“光定元寶”和篆書“光定元寶”。西夏神宗之后的獻宗嵬名德旺和末主嵬名晛，因蒙古大軍兵臨城下，已自顧不暇，沒有再鑄錢幣。西夏王朝傳承的十代皇帝，除末代的兩位皇帝外，其余各代均有鑄幣的實例。

    最稀有的西夏錢幣

    漢文“天授通寶”，銅質小平錢，直徑2.3厘米，孔徑0.6厘米，重3.8克。直讀，楷書。此錢迄今為止僅有傳世品一枚，收藏于山西博物院。

    存世最多的西夏錢幣

漢文“皇建元寶”，銅質小平錢，直徑2.5厘米，孔徑0.7厘米，重4.4克。楷書，旋讀。以“皇建”為年號者，北朝北齊孝昭帝高演、西夏襄宗嵬名安全。北齊孝昭帝無鑄錢之例，且唐代以前不行年號錢，故錢家普遍認為“皇建元寶”系西夏襄宗所鑄。錢幣制作精致，字體美觀大方，傳世和出土品極為豐富。

    最稀有的西夏錢幣

    西夏文“貞觀元寶”，銅質小平錢，直徑2.51、孔徑0.69厘米，重3.8克。旋讀，楷書，前二字譯為“貞觀”，后二字直譯為“寶元”，但據西夏文語法，當譯作漢文“元寶”。1998年，寧夏鹽池縣有位農民，在平田整地時，于地里挖出一罐古錢，其中有一枚錢上的字文不認識，拿到寧夏博物館請吳峰云先生鑒定。經鑒定，是枚西夏文“貞觀元寶”錢，且錢質、品相、字文、重量均無差錯，現由建在西夏王陵遺址上的西夏博物館收藏。上世紀四十年代趙權之收藏的“貞觀元寶”，如今已不知轉到了何人手中，西夏博物館目前所藏“貞觀元寶”，成了唯一孤品。

    輯錄最多的西夏錢幣

    漢文“大安通寶”，銅質小平錢，直徑2.3、孔徑0.67厘米，重4.04克，直讀，“大安”二字為楷隸，“通寶”二字為隸書。西夏文“大安寶錢”，銅質小平錢，直徑2.35、孔徑0.55厘米，重3.9克，旋讀，楷書，錢文直譯為“大安寶錢”，較西夏文“福圣寶錢”字跡清晰，反映了西夏鑄錢技術的進步。錢幣制作規整，錢文端正莊重。劉青園通過新發現的《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銘》，考證出 《泉志》所錄“梵字錢”和其于涼州所得數枚“梵字錢”為西夏錢。另外，《古泉匯》、《言錢別錄》、《西夏國書略說》等也有著述，但不屬于一個品種。今傳本《泉志》所錄筆畫有誤，為小平錢，直徑2.3厘米；《吉金所見錄》似折二錢，直徑2.8厘米，背附月；陜西省西安市文物管理處收藏的一枚，十分精致，直徑為3.5厘米，似折三錢。折二、折三“大安寶錢”目前尚無出土品予以確認，但亦不可輕易否定。近年來，在寧夏賀蘭山滾鐘口、內蒙古林西縣、內蒙古烏審旗等地發現的“大安寶錢”，均為小平錢。錢文字跡上，有筆劃粗細之分，且至少有三種以上的版式。
 
銅鐵并行的西夏錢幣

    漢文“天盛元寶”，小平錢，分銅質、鐵質兩種。銅質錢，直徑2.4厘米，孔徑0.56厘米，重3.4克；鐵質錢，直徑2.2厘米，孔徑0.53厘米，重3.2克。兩種質地的“天盛元寶”，均為楷書，旋讀。有光背，也有背西錢。存世的西夏錢中，以“天盛元寶”最為常見，寧夏、內蒙古、甘肅、陜西、青海等原屬西夏統轄的地區內，時有出土。1940年《泉布》創刊號上，登載王蔭嘉《天盛鐵錢背西》一文，云：“天盛元寶廣穿鐵錢，四字與常品迴異，而為一手所書，精神貫通，背記‘西’字，嘗憶西夏有西興監，鑄鐵錢，旅中乏書，容再詳考”。同刊第23期，登載程伯遜所得“天盛元寶”背西銅品母錢，稱與天盛背西鐵錢可謂雙壁。1982年內蒙古包頭市郊大青山麓出土的大批西夏鐵錢中，就有“天盛元寶”背西鐵錢。在清人孟麟的《泉布統志》中，記載了西夏“鑄天盛通寶”，不知其是將天盛元寶的“元”字，誤寫成“通”字，還是西夏確實鑄過“天盛通寶”錢，但其未列出依據，也沒有著錄拓本，而其他錢幣著作中也未見著錄。

    漢文“乾祐元寶”，小平錢。從錢質上，可分銅質、鐵質兩種；在銅質錢中，從字體上又可分楷書、行書兩種；在銅質楷書錢中，又分大字錢和小字錢；在鐵質錢中，可分大錢和小錢兩種。但所見漢文“乾祐元寶”錢，均為旋讀。銅質楷書大字錢，直徑2.45厘米，孔徑0.55厘米，重4.5克。銅質楷書小字錢，直徑2.39厘米，孔徑0.57厘米，重4.1克。銅質行書錢，直徑2.56厘米，孔徑0.57厘米，重5.8克。鐵質大錢，直徑2.5厘米，孔徑0.6厘米，重4.5克。鐵質小錢，直徑1.9厘米，孔徑0.5厘米，重1.9克。“乾祐元寶”錢存世較多，以“乾祐”為年號者，雖有后漢高祖劉暠、隱帝劉承祐；北漢劉旻、劉鈞和西夏仁宗嵬名仁孝，但后漢鑄 “漢元通寶”，北漢無鑄錢之例，故西夏仁宗嵬名仁孝鑄 “乾祐元寶”，為錢學諸家所公認。另有劉燕庭、戴文節合刻的《古泉叢書》載直徑3.2厘米的“乾祐元寶”大品，但未見其他泉著記載，也未見有傳世品和出土品。《古泉叢書》還著錄了“乾祐通寶”一品，衛聚賢、丁福葆將其為展品在《古錢》中收錄，迄今也尚未見傳世品和出土品。

    最精美的西夏錢幣

    漢文“光定元寶”，銅質小平錢，直徑2.5厘米，孔徑0.6厘米，重4.5克。有楷書、篆書兩種，旋讀。錢幣制作精致、錢文美觀大方。尤其是篆書者，“光、定、元”三字為篆，筆劃勻稱而優美，“寶”字則隸化而功整，迄今出土品僅寧夏賀蘭山滾鐘口窖藏一枚。楷書“光定元寶”傳世和出土品數量都較多。衛聚賢、丁福葆著《古錢》一書，載有“光定通寶”，至今未見傳世品和其他著錄，不知其出處。

    西夏之所以出現漢、夏兩種文字的年號錢，是與西夏皇室的權力之爭，和在西夏國內究竟是推行漢禮，還是實行蕃儀，有著直接的關系。

    西夏由于缺銅，同時社會的商品經濟也沒有宋朝那樣發達，因此所鑄錢幣十分有限，更沒有像宋朝那樣，每次改元都要鑄造新的年號錢。盡管西夏錢幣在數量上無法同宋錢相比，但西夏所鑄錢幣的精致程度，完全可以與宋錢相媲美。從目前所見的絕大多數西夏錢幣（包括漢文錢和西夏文錢）來看，字體規整清秀，輪廓整齊清晰，鑄造工藝精細，基本上沒有流銅、錯范、倒書、傳形等弊病，也沒有因濫鑄、盜鑄嚴重而產生輕重不一，厚薄不勻，版式繁多的現象。西夏錢幣鑄造精良，一方面說明西夏政權在鑄錢管理上的嚴格和井然有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夏冶金鑄造手工業的興盛。西夏冶金鑄造手工業的興旺，早在與西夏同時期的宋人的歷史著作和筆記中即有所記錄。宋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32中記述說，西夏采用“冷鍛法”制造的鎧甲“光滑晶瑩，非勁弩可入”。宋太平老人撰寫的《袖中錦》稱，西夏鍛鑄的鐵劍，享有“天下第一”的美譽。

    在西夏錢幣中，也有仿效宋朝鑄造的對錢，如：漢文“元德通寶”的楷書和隸書錢、“乾祐元寶”的楷書和行書錢、“光定元寶”的楷書和篆書錢等。鑄造對錢，使錢幣不僅具有了與商品等價交換的作用，而且帶有了社會文化的色彩，而這種文化顯然是受漢族文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