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投資沙龍”欄目，大家除了可以對目前所關心的幣市投資進行探討外，還可以對股市、郵市、期市、匯市、藏市等投資領域展開討論。愿大家從本欄目能夠獲得豐富的投資信息，汲取更多的投資經驗。歡迎大家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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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DC143C]4月16日：周末投資沙龍[/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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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露說：
黑暗給了我明亮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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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f說：
謀生之道無關貧富
問：我們越是聽你講話，就越覺得你是在宣揚脫離社會。我在國務院做事，有四個孩子，一個月只賺一百二十五盧比。請你告訴我，我怎樣才能夠用你宣揚的方法掙扎求生?你認為你的訊息對那些餓肚子的人，那些困苦討飯吃的人真的有什么意義嗎?你曾經和他們生活過嗎?
克：讓我先回答最后一個問題：我是不是和窮苦的人生活過?這問題的意思是說，要了解生活，就必須經歷生活的每一個階段、每一種經驗，不是嗎?必須和窮人或有錢人一起生活，必須餓肚子，經歷生存的各種狀況。簡單地說，我們要問的就是，是不是一定要酗酒，才知道要戒酒?沒有完全體驗，完全了解，就掀不開整個生命的過程嗎?你必須經歷生命的每一個階段，才能夠了解生命嗎?請你們了解這樣問并不是逃避問題。正好相反，我們認為，要獲得智慧，必須經歷生活的每一個階段——從有錢到貧窮、從乞丐到國王。是這樣嗎?智慧是經驗的累積嗎?智慧是完全了解經驗的嗎?由于我們沒有完全了解經驗，所以我們就從一次經驗走向另一次經驗，希望得到解答、得到庇護、得到快樂。我們讓自己的生活變成不斷累積經驗的過程，所以生命變成了不斷的掙扎，為了奪取，為了獲得，不斷戰斗。這種生活方式當然令人厭煩，非常愚蠢。不是嗎?
只要完全了解經驗的意義，因而也能完全了解生命的深度和廣度，難道不可能嗎?我說那是可能的，而且也只有這種方式才可以了解生命。不論什么經驗，不論生活有怎樣的挑戰，都只是浪費時間。但是因為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所以我們就發明一個虛假的想法，說是只要累積經驗，我們終會接觸到上帝，但天曉得它在哪里!
他剛剛問我是不是在宣揚脫離社會。我們說生命是什么意思?我“大聲”的思考這個問題，請大家一起來。說生命是什么意思?“活著”只有在關系中才有可能，不是嗎?沒有關系，就沒有生命。只要存在就會和人建立關系。生命就是關系進行的過程，和別人，和兩個人或十個人，都是和社會交流的過程。生命不是孤立的過程，不是退縮的過程。但是在我們大部分人，生命就是孤立的過程。不是嗎?我們在行為、關系上努力孤立自己。我們所有的行為都是自我封閉、狹隘、孤立，然后在這個過程中發生摩擦、悲傷、痛苦。生活就是關系，凡事都不可能獨自存在，所以也不能從生活退縮。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關系——我們和妻子、子女、社會、自然的關系，和一天的美好、水上的陽光、飛鳥的關系，了解自己和自己擁有的東西之關系，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的理想之關系。要了解這一切，不需要從這一切退縮。退縮和孤立找不到真理。孤立，不論有意無意，只會有黑暗和死亡。
所以我不是提倡從生命退縮，不是提倡壓抑生命。我們只有在關系中才能夠了解生命。我們之所以拼命地退縮、孤立，因而制造了一個以暴力、腐敗為基礎的社會，全都是因為不了解生命的關系。上帝已經成為最終的孤立處所。
所以他想知道的是，他賺的錢這么少，又怎樣才能照我們所說的活下去。首先，不是只有賺錢不多的人才有謀生問題，那是你我都有的問題，不是嗎?你賺的錢也許比我多一點，也許很不錯，工作比我好，地位比我高，銀行存款比我多，但是謀生一樣是你我都有的問題，因為這個社會是我們大家創造的。如果我們三個——你、我、他，不了解“關系”，我們就不可能創造社會革命。肚子空空的人顯然無法發現實相，他先得吃飽飯再說。但是，吃得飽飯的人，當然就有責任了解社會需要根本的革命，了解事情不再是以前的樣子了。比起那些賺錢不多、捉襟見肘、沒有時間，在社會疲于奔命的人，那些有時間，有閑的人尤其有責任思考這些問題，弄清楚這些問題。我們就是這些人。我們稍微有一點時間，稍微有閑，我們必須深入這些問題，這并不是說我們必須成為專業的提倡者，提出什么制度來代替舊制度。你我有時間，有閑暇可以思考，所以你我有責任找出新社會之道、新文化之道。
但是現在這個月收入一百二十五盧比的窮人怎么辦?他必須養家，必須接受祖母、叔侄的迷信，必須按照慣例結婚，必須參加種種儀式、接受種種荒謬的迷信。他深陷其中。如果他膽敢反抗，你們這些可敬的人就唾棄他。
所以正確的謀生之道是你我的問題，不是嗎?但是大部分人完全不關心謀生問題。我們只要有工作就高興、就感謝，所以我們一直在維護一個不可能正當謀生的社會。各位，我們不可以用理論來看這個問題。一旦你覺得自己的職業不好了，然后開始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你不就開始看到這會在你的生命、在你周遭的人身上帶來什么樣的改變嗎?但是，如果你沒有用心聽我講話，而且因為有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目前又沒有什么問題，所以你就照老樣子生活，那么，顯然你以后還是會在這個世界制造痛苦。這個人錢不多其實沒有什么問題，不過，他和我們每個人一樣，只希望賺更多錢。但是，即使他賺到了，問題照樣存在，因為他還會想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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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f說：
中國貧富差距為何反而急劇拉大？
中國社會目前尚能承受較高的收入差距，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經濟始終保持高速增長，這給了民眾一個良好的心理預期。但這種預期要求中國經濟在未來數十年不能發生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或者失誤。
2005年1月10日，世界知名調查機構“蓋洛普”正式對外發布一項調查結果：在迅速發展并日漸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中國，富裕階層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加大。據了解，這次調查對中國3597名成年人進行了入戶調查，時間是在2004年6月、7月和11月份，調查結果的誤差率為正負2%。
蓋洛普國際調查事務部主任博克霍德(Richard Burkholder)說，中國富人和窮人的差距正在急劇拉大。
1月，北京市統計局的一個報告顯示，北京高低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擴大到2003年的4.7∶1。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布什(Richard W. Bush)表示，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在富有階層和低收入階層之間引起了摩擦。
實際上，從中國媒體的報道，也能感受到輿論對于中國的收入差距貧富分化問題正在變得敏感。
如類似駕車撞到行人的事情都可能引發關于一個階層對另一個階層的歧視的討論，還有很多有關下崗引發民事糾紛、以及一些人被迫放棄耕地或住房被強行拆遷等的報道。
不患寡而患不公，盡管中國經濟仍然在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飛快發展，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所引發的后果不得不令人表示擔憂，中國的貧富差距還要走多遠？
中國基尼系數的承受底線
1922年, 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提出了基尼系數，該系數被世界公認用來衡量一個國家財富分配是否平均，并以此反映一個國家的貧富差異狀況。
根據國際慣例，一般認為，當基尼系數小干0.2時為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水平；0.4—0.6之間為不平均；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往往認為超過這條警戒線，就容易產生社會的動蕩。
目前，對于中國全國的基尼系數，說法各異。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為0．4左右，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數據是0．454，南開大學的研究成果是已經超過0．5。但是考慮到最高收入階層中有不少沒有經過統計的灰色收入，因此很可能事實上中國已經超過警戒線。
盡管國家統計局一再表明：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總體上是合理的，不能以基尼系數的一般標準來看待中國。尤其是中國農村人口占大多數，基尼系數要放大一些才管用。但是必須看到的是，差距在不斷拉大的事實。
199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在0.34左右，目前已經逼近0.45（按照中國社科院的口徑）；其中，1990年中國城鄉收入差系數為2.57，2003年差距擴大為3.23；1990年行業收入差為1.76，至2003年行業收入差系數飛速擴大為4.63。
如果說，警戒線的絕對數值還值得商榷，那么這樣快速增長的勢頭也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據了解，世界上基尼系數較高的其他國家還有：巴西為0.601，南非為0.583，巴拉圭為0.580。
當然高的基尼系數并不一定意味著問題嚴重，如香港特區的基尼系數很高，但香港有一個龐大的中間階層，香港政府通過稅收杠桿，能夠很好的進行收入調節和轉移支付，因此貧富差距并沒有演變為激化的社會矛盾。
但是中國目前并不具備利用稅收杠桿進行收入調節的能力和環境，那么中國為什么能夠承受這看似較高的基尼系數，這種繼續承受基尼系數不斷升高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呢？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認為：中國社會目前尚能承受較高的收入差距，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經濟始終保持高速增長，這給了民眾一個良好的心理預期。但這并不等于，可以暫時將收入差距問題放在一邊。因為這種預期要求中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不能發生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或者失誤。
就業機會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保證。數據顯示，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的每年新增就業1740萬，其中新增非農就業170萬人；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每年新增就業僅為790萬人，新增非農就業98萬人——就業機會的銳減正是因為90年代經濟出現大的波動造成的；直到2001年，經濟重新回到平穩增長，就業才重新回到80年代的水平，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1287萬人，其中，新增非農就業176萬人。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最新宣布的數據，2005年預計新增就業崗位900萬個。
邱曉華說，縮小城鄉貧富差距，最根本的是要增加農民收入。但是中國有9億農民，有人按照美國當前的農業機械化水平和利潤率情況計算，認為中國的土地只需要7000-8000萬人來耕種，那么，按每年新增2000萬人的就業機會來算（按GDP增長率為10%計算），樊綱估計，“至少還需要十年的時間。”
而十年時間，宏觀經濟發展的充滿不確定性，幾億農民要被新增長的城市經濟消化掉，并獲得不斷提高的收入，從而解決收入差距問題，這個難度可想而知。
過高的公平標準適得其反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茲曾指出，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平等狀況變化呈現“倒U字”態勢。假設在經濟起飛初期收入相對平等，然后經歷一個不平等擴大的階段，隨著收入的進一步提高，逐步趨于平等。
歷史上，一些國家的經驗已經支持了這一理論。
樊綱認為，對于像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與世界上發達國家相比人均收入相差倍數很大（目前與最富裕國家的差距為40倍左右）、又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收入差距（以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衡量）不可避免地將走倒U字路徑（這還是假定經濟能持續增長，社會不發生危機的較好的情況），而且其過程會相當長。再加上中國的特點是經濟發展的問題與體制轉軌（從計劃到市場）同時發生，出現收入不平等甚至是非常嚴重的不平等是可能的。
那么，什么時候是“U”字型的轉折點呢？一般認為，應該是社會實現充分就業的時候。具體到中國的情況，樊綱認為，當中國農民完成向城鎮轉移的過程，充分就業才可能實現。
根據前面的計算，中國完成充分就業的過程需要持續至少十年的時間。這十年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直接影響社會平等的問題和矛盾：諸如農民工與城市下崗工人爭利，已經進城的農民工與準備進城的準農民工爭利。
據了解，目前已經出現所謂的“騰籠換鳥”現象，即一些城市為緩解就業壓力、解決當地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曾出臺政策，要求企業不能招用農民工，甚至清退已干了多年的農民工。
為此，國辦發出的《關于進一步做好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工作的通知》，明確指出：要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等方面的歧視性規定及不合理限制，清理對企業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職業工種限制，不得干涉企業自主合法使用農民工。
對于已經進城的農民工，其權益保障和待遇問題已經越來越得到社會的關注和重視，但是一些“良好意圖”的保障措施卻有可能正在損害農民工，尤其是等待工作機會進城的準農民工的利益，從而從長遠來看不利于盡早實現充分就業。
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樊綱曾遇到一位美國專家，后者針對有關報道中國農民工生產條件差，安全保護措施不力的情況，提出應該推行一條政策，要求雇用農民工的企業必須為從事特定工種的農民工提供一種高科技的價值不菲的防護手套。但是這位美國專家沒有想到的是，如果真的這樣做，其結果可能是企業將減少農民工的雇用，或者降低農民工的收入。
類似值得商榷的現象，還有一些城市為農民工實施的最低工資制度。2004年底，北京市下發《北京市建筑施工企業勞動用工和工資支付管理暫行規定》，要求建筑企業應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工資，且支付部分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這樣，農民工就在保護的名義下，不得不和城市再就業者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失去了以往的成本優勢。
樊綱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要防止過早采取發達國家關于收入公平分配的過高標準。一個社會的“貧困線”的劃定，是應該也必然會隨著收入整體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改變的；在收入水平還較低的歷史階段上，將公平標準與過高的收入平等水平相聯系，會損害經濟的長期增長、就業的擴大和收入最終趨于平等的進程。
“這是經濟學從效率原則出發對社會做出的‘衷告’。”
用國有資產“均貧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新年伊始撰文指出，收入不平等、貧富差距過大，是目前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并指出縮小貧富差距，實現“機會平等”應有期。
吳敬璉說：“在我看來，在消弭結果的不平等方面，一件眼前能夠做、也完全應該做的事情，是劃撥部分國有資產來償還國家對國有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隱性負債。”
這一建議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決定在養老保險中引入個人賬戶制時就曾經擬議過，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現。
吳敬璉的一席話又引來爭論無數。有輿論認為，這一方案無異于“剜肉補瘡”，而且由于國有資產法律上應該屬于全體國民，因此動用國有資產有難以逾越的法律問題；不僅如此，把國有資產劃撥給國有企業的職工本身可能造成對農業和農村問題的另外一種不公正。
對此爭論，樊綱認為，在對于現在業已存在的國有資產做到有效利用和保值增值的同時，應該把國有資產當作一種全民財富進行積累和價值儲蓄，根據需要進行重新配置，包括要通過國有資產的買賣、處置和使用方式的改變，補充公共建設資金和社保支出，推進公共事業和公共服務的發展，保持社會穩定。
過去，對于國有資產長期忽視的一個問題就在于：只注重了如何使現有的經營性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沒有把它真正當成全民或國家所擁有的一筆財產和資源來重新配置。盡管從企業管理角度，國有資產要保值增值，但從國有資產所有者角度，從國家角度，就要考慮國家擁有國有資產到底是為了什么？
樊綱認為，中國目前的貧富分化成因主要有三：農民的不充分就業、腐敗以及因資源產權不清帶來的行業收入差距。國有企業獲得了國家對其使用資源的特許權利，但是除了企業所得稅等常規稅收以外，國家并沒有因為對礦山、油田等資源的所有權獲得特許的收入，滾滾的壟斷利潤都流入企業的利潤中，因此這些行業的職工收入也較之其他行業高出許多。這種不公平是可以也應該用國有資產特許經營稅收的形式來彌補的。
因此樊綱建議，從理論上說，國有資產所有權的各種收入（如股息收入、出售收入和溢價收入等），應當全部上繳國庫，即上繳國家財政，通過國家財政來滿足全民的整體利益——這里的全民整體利益當然包括全民的社會保障，而不僅僅是某一類社會群體的利益。
如果說GDP的穩步自然增長，政府創造一個促進充分就業的良好環境是緩解當前中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長遠之計，那么調整使用國有資產和資源的功能有可能是解決貧富分化歷史遺留問題的出路。
不是收入不公，而是機會不公
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可能是一個長期的現實。
由于經濟發展、工業化、城市化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中國經濟和社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會是一個二元結構，少數人已經“與國際接軌”，有了一定的財富積累， 幾億農民還只能以每年一兩千萬人的速度在今后幾十年的時間里逐步從收入較低的農業轉移為非農就業。
這一過程中，平等與公平是相當敏感而又最容易令人困惑的概念。
平等的不一定是公平的，而公平的可以是平等的，也可以是不平等的。如對于市場經濟來說，平均主義的分配就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公平的可能是有效率的，但是“大鍋飯”式的平等就沒有效率了。
樊綱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和體制轉軌國家來說，最突出的問題實際上不是收入的不平等，而是機會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公平導致的不平等，因此，首要的任務應該是如何消除特權、腐敗、壟斷、欺詐等等。
機會不平等也就是不公平因素所導致的收入的不平等，如以權謀私（腐敗，包括過渡性腐敗和因民主與法治不健全而導致的制度性腐敗）、政府行政壟斷、國有企業占有國有資源的“資源稅”或地租收益（國企之間分配不公）、戶籍制度下的城市特權，以及在經濟發展、體制轉軌初期由于新體制還不健全而產生的由欺詐、假冒偽劣、偷稅漏稅等等行為所導致的收入不平等。
在中國社會里，一提起收入不平等，許多人首先就去討論腐敗之類的問題，實際說明人們更加關注的，其實是機會不平等的“不公平”問題，而不是一般性的、機會均等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
所以樊綱認為，簡單的從分配政策上入手，去解決當前的貧富分化問題，并非對癥下藥。忽視創造機會公平的環境，過早地將一個經濟增長的社會變成一個再分配的社會，社會就會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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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露說：
wqf 老師晚上好！大家都吃了沒有啊！談談大家看好什么品種呢？？？為什么看好呢？？行情會一直會這樣嗎？？請教在線的老師們！
wqf說：
漲漲跌跌才是市場，你們也才有贏利的機會，否則你們就可能要下崗了.........呵呵.........
堅持才是勝利說：
雨MM晚上好！我看好現在的足球1公斤。因為發行量少。工藝也很漂亮。是中國首枚的彩銀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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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露說：
集幣在線專稿：市場指導價下調意義深遠
作者：許明罡(中國集幣在線首席評論員)
本稿著作權屬作者、《金幣資訊》編輯部和“中國集幣在線”(www.ccbczpx.com)，如需引用，請務必署名并著名摘自《金幣資訊》及“中國集幣在線！謝謝！
金銀幣銷售的市場指導價以往常常被視作金銀幣價格的“鐵底”，因為在一般投資者看來，這是管理層所認可的價格，具有一定的保險系數，這種情況與以往郵政出臺的調價表有些相似。雖然市場指導價在近幾年金銀幣市場的發展中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支撐和參照作用，但是，隨著金銀幣市場化運作的不斷深入，市場指導價與市場實際價格相去甚遠的情況就屢屢出現，以至于市場指導價在現實投資中越來越缺乏應有的作用。而最近，中國金幣總公司在一系列金銀幣的發行中開始注意到了市場指導價偏離實際的問題，從《人大》、《鄧小平》乃至近期將發行的《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金銀幣的市場指導價來看，出現了逐步下調的跡象，這一變化從表面上來看，似乎與市場運行并沒有太大的管理，但實質上卻是意義深遠之舉：
一、有助于平抑市場的“泡沫”成分
通過近幾年的市場實踐大家可以發現一個特點，那就是市場指導價雖然與金銀幣的實際運行狀況似乎并沒有太大的聯系，但是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價格托底的作用，由于前面所說的許多投資者往往將市場指導價作為衡量一個金銀幣品種價格的重要標準，因此在實際運作中特別是在金銀幣的初期價格定位中，市場指導價往往就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參考有時是會產生一定的誤導作用的，金幣總公司制訂的市場指導價只是其根據自己的角度所設置的標尺，而市場運作中的情況則復雜得多，往往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情況，比如需求量的多寡等等，而這些是在制訂市場指導價時所無法完全考慮到的。因此，在很多時候，市場指導價都訂得過高，相應地也使金銀幣的面市價格中蘊涵了“泡沫”成分，而在此基礎上對金銀幣真實價格的審視就難免出現偏頗，而在實際運行中，依靠這樣的價格作為參照無疑會使價格中的“泡沫”成分越來越濃重。因此，金幣總公司近期逐漸下調市場指導價無疑是對市場現狀有了較為深刻的基礎上所作出的重要決定，一方面表明管理層對市場高度重視的態度和求真務實的作風，另一方面也說明管理層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市場指導價虛高對市場的負面影響，力圖通過更為貼近市場實際的指導價來平抑金銀幣投資中的“泡沫”成分，讓市場有一個健康發展的好基礎和好環境。
二、顯示出管理層對市場的扶持態度
大家可以注意到，近期這一系列市場指導價格的下調是在金幣總公司與市場方面多次溝通的情況下推出的，也適應了市場方面的呼聲，雖然這并不是市場方面所希望的全部，但市場指導價的下調不能不說是管理層重視市場聲音、積極扶持市場的一種跡象，因為金幣總公司肯定已經通過各種渠道意識到了市場指導價脫離實際以及其目前對金銀幣價格產生一定負面影響的現實，從保護市場、保護金銀幣收藏與投資長期發展的角度出發，果斷地采取可行的措施來改善運行環境。雖然市場指導價的下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并不能左右金銀幣市場價格的波動，下調后的市場指導價也未必就能與金銀幣市場真實價格完全合拍，但這一舉措的意義和所表現出的對市場的扶持態度卻遠遠超出了舉措本身，它能讓廣大金銀幣投資者從中看到管理層鼓勵金銀幣投資、扶持金銀幣投資的強烈愿望和積極作為，這一點是投資市場所最為看重的。
三、可能是政策面繼續改善的一個信號
不知大家注意沒有，此次《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金銀幣的發行品種是比較少的，只有6000枚金幣和60000枚銀幣，對于這樣一個比較有賣點的題材，這樣的發行規模顯然是小的，可以說是延續了金幣總公司的“精品”戰略，這對提升金銀幣的收藏、投資價值，促使金銀幣價格的回升和市場的回暖是具有現實意義的，而與此同時，市場指導價格的下調又同步進行，這使得這些金銀幣得以從一開始就能以一種比較“平民化”的面目出現，以一種低姿態來迎接市場的運作與檢驗，這對于這些金銀幣品種的充分運行和價值體現應該是大有裨益的，而且從這些細微但又對市場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的變化不斷出現這一情況來看，針對市場現狀，加大改善力度恐怕是管理層目前重點考慮的問題，有了這樣一種鋪墊，政策面繼續發生向好變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加大，可以說，金銀幣投資可能又會迎來一次政策面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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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露說：
幣郵聯手同“下西洋”(張建初)
郵票發行與錢幣發行，近年來共性的地方越來越多，如題材，2004兩者都推出了“鄧小平百年”和“人大50年”，2005，又有“鄭和下西洋600年”不期而遇。郵幣聯手共同關注熱門選題，從宣傳角度，從造勢角度，從收藏角度，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最簡單的比喻，制作相關禮品，有郵票與錢幣在其中相互映襯，不僅能豐富禮品的內涵與質量，也會更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鄭和下西洋600年”含有多種元素。作為人物，鄭和是中華民族的和平使者，他代表大明帝國，先后訪問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和東非等30余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索馬里和肯尼亞。歷史學家甚至評論，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和平實踐；作為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其船隊規模之大、出航人員之多、遠航地方之廣，堪稱人類航海史壯舉。其最后一次遠行，比迪亞士至好望角、哥倫布至美洲大陸、達·伽馬至印度，還要早半個世紀；作為對外貿易先行者，鄭和早在15世紀，就在船隊所到沿線國家，與當地商人平等交換貨物，開創了對外經濟交流的先河。相關方面開展紀念活動，最終強調的主題，也是“熱愛祖國、睦鄰友好、科學航海”三方面，這正是鄭和下西洋的意義所在。
本周問世的“鄭和下西洋600周年”金銀紀念幣，最大特點，就是正面圖案為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彩色徽標，上方是“600”組成的船隊風帆，下方是狀如祥云的海水，同為藍色，一深一淺，流溢著濃重的紀念色彩。紀念幣背面圖案，金銀各有不同。金幣以鄭和半身像為主圖，線條勾畫，簡潔明快，強調了鄭和“欽差正使”的身份；銀幣則為抽象方式，以羅盤、星相為底圖，上壓條塊狀圖案組合的航海船只結構，突出了鄭和七下西洋的艱難與執著。但看整體效果，無論金幣還是銀幣，創意設計都十分平淡，與金銀材質的尊貴與厚重，有一種距離感。而正面圖案上的彩色徽標，更如簡單的填彩工藝，無法體現彩色金銀幣的獨特魅力。相比之下，“鄭和下西洋600年”大銅章設計更高一籌，其構圖充分考慮銅章本身材質的特點，以橄欖枝、和平鴿表現和平主題，以鐵錨、舵輪、祥云、滿帆寓意航海的艱辛，最大程度地挖掘了題材的深刻內涵。
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的郵票，要遲到6月末才能亮相。這是2005上半年新郵的重頭大戲。3枚郵票面值均為平信郵資設置，版式設計又為市場歡迎程度最高的套版張，除此之外，另有小型張問世。其實早在20年前，中國郵政就發行有“鄭和下西洋580周年”郵票，4枚套設計，面值為8分×2、20分、80分。4幅主圖，依次表現的是，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和平的使者；貿易與文化交流；航海史上的壯舉。圖稿采用中國畫技法，以工筆重彩為基礎，按理應該效果不錯，可惜設計者想在有限空間內盡可能表現更多，最終還是繁雜無章，破壞了郵票整體觀賞效果。
不少參與者將“鄭和下西洋”認定是金總與國際價格接軌的開始。但從銷售情況看，遠非如此。“鄭和下西洋600周年”金幣含純金1/2盎司，圓形，直徑27毫米，面額200元，發行量6000枚；銀幣，含純銀1盎司，圓形，直徑40毫米，面額10元，發行量60000枚。本周一，北京方面出現開盤價。每套在3050元左右，高于市場零售指導價60元，問津者不多。中國金幣網則以2990元（金幣2750元、銀幣240元）的零售指導價直銷，并承諾“免收郵費、保價費和包裝費”（三項費用應該在50元左右）。訂購情況無從得知。但從參與各方反映看，這個價格仍包含有泡沫成份，也許三年五年后能夠達到，現在讓他們接受，有一定難度。不少幣商表示，他們目前的心理價位，只能在2500元以下。
“鄭和下西洋”，風也大，浪也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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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芳居士說：
中國錢幣發展演變過程
“中國錢幣”：指退出流通領域的歷史貨幣，我國歷史上用作交換的媒介，時間范圍涵蓋從商朝到中華民國時期，上下四千年；包括貝、玉、石、金、銀、銅、鐵、鉛、錫以及麻布、棉紙等不同質材，從貝幣到銀圓銅圓，以方孔圓錢為主要貨幣形態
“演變過程”：指從萌芽--形成--發展--衰亡的整個過程。
“錢幣文化”：指人類思想意識形態、精神在錢幣上的體現，包括錢幣本身的形制、制作、文字書法、圖案設計等。
（一）、貨幣的起源和發展演變
1、"錢幣"的由來與趣談
“貝幣與商代銅貝” 海貝原為裝飾品，因攜帶方便，堅固耐用，有天生的計數單位，在中國歷史上最先充當貨幣，以至于中國漢字中凡與財富有關的，大都以“貝”為偏旁, 如寶、貢、財、貧、賞、賜、貪、貫、貭、貴、買、賣、貶、貸、費、貿、賀、賃、賄、賂、貨、販、資、賊、賍、賎、賑、賒、賠、賤、賦、賭、贏、贖、賽、購、賺、贈等等, 甚而出現"以貝為寶"的日常用語。后來天然海貝供不應求，遂有蚌貝、玉貝、骨貝及銅貝等仿貝輔其不足。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時期鑄造的銅貝，是人類最早的金屬鑄幣,比西方國家公認的最早金屬鑄幣--呂底亞王國鑄幣(公元前640年)要早近千年。銅貝的形狀完全仿效天然海貝,橢圓形,腹內鑄成空洞,面中間有一道從上到下的槽溝,兩邊鑄有數量相同的短齒紋. 還有一種"包金銅貝"和"貼金銅貝", 貝面上包一層薄薄的金皮或涂一層金粉,專供王侯貴戚們朝聘或賞賜之用.
“孔方兄”一詞源自西晉《魯褒傳·錢神論》：“親之如兄，字曰孔方。”錢形方孔由來已久，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貨幣鑄造方孔“半兩”錢，方孔圓錢成為一種定制，直至民國初年方廢止使用，共使用了二千多年。“孔方兄”成為錢之謔稱.
阿堵物 《世說新語》記載，王夷甫（王衍）因雅癖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呼婢曰：“去此阿堵物！”自此，阿堵物遂為錢之別稱。
鄧通 是西漢文帝的一個寵臣，官居上大夫。文帝曾賜給鄧通一座銅礦山，并破例允許鄧通開礦自由鑄錢，故而鄧通私鑄的半兩錢流布四海，富甲天下。因此后世“鄧通”成為錢幣的別稱．
2、戰國時期四大貨幣體系：
戰國時期已逐步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貨幣制度。貨幣幣材豐富多樣，有珠玉龜貝、金銀銅錫．甚至包括牲畜、皮革、齒角、糧食、布帛。而金有金塊、金貝，貝又有包金、貼金；銀有銀貝、銀布；銅有銅塊，銅鑄幣等。《管子•國蓄》有“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的記述。《漢書•食貨志》也說“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至秦代則統一規定為：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用寶藏，不為幣。而貨幣形制，精彩紛呈，嘆為現止。僅就銅質鑄幣而言，因不同地域和不同國家甚至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就流通不同形制的鑄幣，總體上形成了布幣、刀幣、圜錢、蟻鼻錢四大貨幣體系，此外，還出土有戈形幣、魚形幣、橋形幣等。楚國的爰金，實際上已進入黃金鑄幣的初級階段，其版金和餅金，雖然都屬稱量貨幣，但與當時其他國家使用的黃金有明顯區別，即有比較固定的形制和重量(包括其計量單位)。再就貨幣的計量單位而言，同樣精彩紛呈，如布幣有釿、斤、金、寽、朱、兩等。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硬通貨的黃金，與其他實物貨幣之間，已經規定有嚴格的比價。《管子•乘馬》：“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邑．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單旗就提出了金屬鑄幣的子母相權論，它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屬鑄幣發行和流通的理論。
布幣 鏟形，由農耕經濟的農具“錢”、“镈”演變發展而來，這也是把貨幣稱之為“錢”的緣故。“布”為“镈”的假借字. 布幣的流通范圍，主要在黃河中游農耕經濟地區如韓國趙國魏國燕國等．布幣的形狀各異，種類繁多，一般都鑄刻有文字，有紀年數的，有紀地名的，也有紀錢幣名稱的．王莽復古改制時曾鑄造過布幣．直到今天,人們仍然把布幣視作中國錢幣文化的象征,中國人民銀行的行徽,是由三個金色的布幣組成的一個"人"字形象，中國農業銀行的行徽也是用布幣和麥穗構成．在我國人民幣的水印圖案中，也可以看到布幣的存在．
刀幣 刀削形，起源于漁獵經濟工具．主要流通在黃河流域的東部諸侯國如齊國燕國趙國．各國的刀幣大小不同，形狀各異，其中以齊國的刀幣最為古樸精美．初期的刀幣與削刀相似，后來，有的刀幣鑄有外廓，不僅顯得美觀，而且增強了錢幣的牢固度，可以防止錢文的磨損．
圜錢 圓形圓孔，起源于手工業經濟工具的紡輪或璧環，主要流通于秦國魏國，戰國中期以后，秦國首先采用方孔圓錢，后來齊國燕國也紛紛仿效鑄造．圜錢上都有古篆文字，紀地、紀年、紀值或者兼有．圜錢以它獨特的魅力和優越的使用便利性逐漸取代了其他形狀的錢幣，為秦始皇統一幣制、為我國錢幣形制確定為方孔圓形打下了基礎．
蟻鼻錢和郢爰（印子金） 蟻鼻錢，又稱鬼臉錢，是南方楚國的鑄文銅幣，形狀呈不規則橢圓形，上面鑄有陰刻銘文，有一種錢文好象螞蟻爬在人的鼻梁上一樣，故名蟻鼻錢；另一種好象丑陋的鬼面一樣，故名鬼臉錢．以枚為單位計值，使用時較為便利．郢爰 ，黃金鑄幣， 由于楚國境內盛產黃金，使楚國成為春秋戰國時期唯一盛行黃金鑄幣的國家，現存最早的金幣就是楚國的“郢爰”。“郢”乃是楚國國都（今湖北江陵），“爰”則是重量單位或楚國金幣的專有名稱。呈板形， 由可固定的金鈑印鑄出來，每塊金鈑有12方格、14方格、16方格、20方格、54方格不等，使用時鑿下小塊支付，每小塊1.4-1.5厘米見方,厚0.4-0.5厘米,重約15克左右。其含金量一般在9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99％;
3、秦始皇統一貨幣與方孔圓錢的流通 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制政權,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也統一了貨幣.從秦“半兩”開始，中國錢幣以方孔圓形作為定制，文銘重量 ，鑄行紀重錢幣。
4、漢武帝行"五銖"錢制沿用至隋末 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廢“半兩”，改鑄“五銖”錢，大小輕重適宜, 制作精美，深受歡迎，其后歷經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各朝累鑄，沿用至唐初長達700余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貨幣。
5、唐初"開元通寶"方孔圓錢 中國錢幣從“開元通寶”開始稱通寶、元寶和重寶，不再以重量單位為銘，實現了由銖兩體系向十進位制年號寶文體系錢幣的轉變。錢文由歐陽詢題寫，點畫方雅，結構開朗爽健，開創著名書法家藝術入錢文的先河。
6、兩宋銅鐵錢并行與紙幣出現
宋朝錢幣銅鐵兼鑄，種類繁雜，每個皇帝每次改元都鑄新錢，錢文書體多種多樣，“對錢”盛行，錢幣藝術達到中國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北宋天圣元年(1023)，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在我國四川產生了，它比歐洲的兌換券要早好幾百年。北宋的“交子”和南宋的“會子”是最早的官方紙幣，其后盛衰更替，成為各個朝代主要通貨之一。而元代的寶鈔發行流通制度，則是世界最早的較為完備的紙幣流通制度。它規定并實施一套完美的幣制條例，如紙幣無限法償；設立平準庫，保證發行準備金制度的落實，保證貨幣幣值和物價的穩定。所有這些，都成為世界貨幣制度的借鑒。直到19世紀20年代，尚被歐洲各國采用。
7、宋元明清"以銀為主，以錢為輔"的貨幣制度。
這一時期大宗交易用銀，同時使用銅錢和紙鈔。契丹文、女真文、蒙文、滿文等少數民族文字也用作錢文，成為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歷史見證。
8、清朝后期開始使用銀元銅元機制幣
銀元銅元圓形無孔，采用機器鼓鑄，規格標準，式樣新穎，使用方便，頗受社會歡迎，因而迅速取代制錢而起，成為東西方錢幣文化交融的典范。
本課小結:
由以上我們了解了中國古錢幣發展的大致演變過程，經歷了：原始實物貨幣━━金屬稱量貨幣━━十進位年號寶文錢幣━━紙幣（機制幣）
進一步印證了馬克思關于貨幣起源和發展理論的真理性
從中國大片《英雄》的細節失真（貨幣道具使用不當）看普及錢幣文化的重要性 貨幣道具使用不當——影片中演繹的是秦始皇統一中國故事，時在公元前221年前后，但無名使用的貨幣卻是200多年之后由王莽幣制改革（公元14年）鑄造的“貨布”，令人啼笑皆非。
（二）、紙幣產生及流通規律
紙幣的產生，是紙幣代替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產生的。
由鑄幣的磨損，人們發現一個秘密，即執行流通手段時，即使它的實際含量與名義含量發生了分離，也不會影響它繼續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所以可以用紙幣代替金屬貨幣執行流通手段。
紙幣代替鑄幣的優點: 第一、成本低；第二，避免了貴金屬的磨損與流失，第三，可以避免不法之徒切削或熔解金屬貨幣而帶來的流通不暢，第四，紙幣比金屬貨幣更易保管，攜帶，運輸。
紙幣是由國家發行的，強制使用的貨幣符號。
1、北宋"交子"和南宋"會子"
紙幣的產生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經濟發達的象征。史學界一致公認，產生于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益州(成都)在北宋時期是一個商業繁榮、商品交易發達的地區，當地盛產的鹽、絲、茶銷往全國各地, 然而當地使用的貨幣是鐵錢。這種鐵質錢幣十分笨重，卻價值很低。據說當時人們要買一匹布，須支付約七八十斤重鐵錢，遇上大宗買賣就更麻煩了，這對于商人來說極不方便。
鐵錢使用不便，促使一些商人在交易中發明了一種制楮（紙）的券。他們在楮券上暗藏標記，隱蔽密碼，并以此代替鐵錢，從而大大方便了商人們的商品交易。當時這種楮卷被稱為“交子”，它的性質與現在的存款憑據相近。
有了“交子”的流行，就有了商人所開設的專門經營“交子”的鋪子，使用交換時需要交納保管費用等。但有的商人惟利是圖，亂用客戶的錢，不能兌現, 以致發生糾紛。于是公元1005年前后，益州知府對所有“交子”鋪進行了整改，統一由十六戶富商經營，但還是發生了一些爭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官府收奪私家發行紙幣之權,在益州設立交子務,負責印制和發行交子事務。交子以鐵錢作為本位，每界（期）發行額為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另儲備鐵錢三十六萬貫，以保證交子隨時兌換。交子以兩周年為一界，當界滿時，制造新交子，調換舊交子。商民向官府持舊換新，每貫交紙墨費三十文。起初交子只在全川流通，后來發行數量越來越多，交子流通的地區擴大到陜西、河東等路，官府便在開封設置交子務，專門負責交子的印造發行。
1105年，宋代朝延將“交子”改稱為“錢引”，并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通用。南宋時期，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銅幣的制造已經不能滿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南宋經濟主要靠海外貿易，導致錢幣大量流失海外，民間由此出現可以用于交易的“會子”，公元１１６０年臨安府知府錢端禮率先統一由政府出面發行“會子”，隨著他升任為戶部官員，“會子”也在全國范圍內發行。到了元代，進一步完善了紙幣制度。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后，發現了元代使用的紙幣，于1298年撰寫的《馬可波羅記》中，詳細介紹了我國紙幣印制工藝和發行流通的情況。從此，歐洲人了解了紙幣。直到５００年后，歐洲瑞典才出現紙幣。美國學者羅波特 坦普爾說：“最早的歐洲紙幣是受中國的影響，在1661年由瑞典發行。
曾在四川廣泛使用過的“交子”，迄今尚未發現其實物。據說，著名的傳世北宋“交子”鈔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交子”作為我國乃至全世界發行最早的紙幣，在印刷史、版畫史、貨幣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2、金元時期以紙幣為主的流通貨幣因無銀本位而導致經濟動蕩
中國自北宋產生紙幣以來，由于歷代統治者利用紙幣來滿足巨額的宮廷消費、官吏俸祿和軍費等財政性開支，無節制地發行紙幣，最后導致紙幣的膨脹、貶值，乃至紙幣制度的崩潰，從而加劇了封建統治危機。
南宋銅錢年鑄造額減至十萬貫左右。最多的年份也不過十五六萬貫。由于大量銅錢外流,錢荒愈益嚴重。除了鑄造鐵錢外，紙幣逐漸成為主要的貨幣。南宋的紙幣主要有四種，四川錢引、湖廣會子和兩淮交子都以鐵錢為本位，東南會子則以銅錢作為本位。各種紙幣都有規 定的流通地域，相互之間又有一定的兌換率。官府沒有足夠的銅錢和鐵錢作為兌換本錢,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又大量濫印紙幣。東南會子在宋孝宗時,規定兩界并行,每 界發行一千萬貫，到淳祐六年(1246)，第十七、十八界東南會子已發行了六億五千萬貫。濫發紙幣，造成嚴重的幣價貶值，通貨膨脹，使廣大人民的生活遭受很大痛苦，而政府的財政危機也愈益嚴重。南宋亡國前夕，賈似道又主持發行新紙幣關子，停止第十七界東南會子的行用,規定第十八界東南交子三道折合關子一道,結果卻造成更劇烈的通貨膨脹。
元朝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內將紙幣——鈔作為主幣來發行。中統元年（1260）十月，發行中統元寶交鈔，簡稱中統寶鈔或中統鈔。面值從10文到2貫，共分10等。習慣上稱鈔1貫為1兩； 50貫為1錠；百文為1錢，10文為1分。中統鈔以銀為鈔本，法定比價每鈔 2貫（兩）同白銀1兩。中央設諸路產鈔都提舉司，總管貨幣發行事宜。地方上各路設交鈔庫（也稱行用庫）為兌換機關。
3、明清時期以古代銀本位為基礎的紙幣制度
宋、金、元、明四代行用紙幣，都不能有效控制其發行數量。除了明朝主動廢棄紙幣外，宋、金、元三朝的紙幣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其滅亡都同紙幣發行有著重要的聯系。紙幣在明清時期一度中斷發行，與此有直接聯系。
明初采取“閉關鎖國”政策，太祖不許寸板下海，經濟發展滯緩。在幣制上，推行錢鈔政策，禁用金銀，甚至禁止開銀礦. 政府推行紙鈔，禁止民間私易金銀。這種禁用金銀的政策直到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方顯松動，隨即“朝野卒用銀，其小者用錢┉鈔壅不行”，到了弘治時期（1488∽1505年），政府錢鈔皆折銀計算，紙幣已經名存實亡。明中葉以后，由于白銀成為流通的主要貨幣，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實行的“班匠”征銀和萬歷九年（1581年）推行的一條鞭法“計畝征銀”，使得白銀為各階層人民所普遍需要。這一時期隨著城市手工業的迅速發展，農副產品商品化程度增加，在一些行業里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到了明后期，不僅大宗交易用銀，連小買賣都使用白銀，這在明朝的野史雜記、戲曲小說里都有生動而翔實的記錄。那時，商人們以銀量富，有銀百萬兩稱大賈；幾十、幾萬兩稱中賈；千百兩的則為小賈。上至皇帝、官僚，下至中小地主競相搜刮積銀，如明英宗朱祁鎮就是一個愛好貯銀的皇帝；正德、嘉靖時，權傾朝野的大臣劉瑾、朱寧、嚴嵩父子等所藏白銀亦皆千、百萬兩計。據史書記載，明代白銀的使用，仍以錠為主，其銀錠的形制基本上還是元代模式，為重約“五十兩”的“元寶”形，不但銀條少見，就是磚碼形的銀錠也少見，因為“元寶”攜帶比較方便。
明末清初外國白銀的大規模輸入，與海禁政策的放松密切相關。隆慶元年(1567年) ，詔“準販東西二洋”，引發了東南沿海蓬勃的海上貿易，也打開了外國銀元流入中國的源頭。貿易中，外國對中國商品的渴望遠遠超過中國對外國物品的需求 。清末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ROBERT HART曾無奈嘆息：“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以及最好的衣著，棉、絲和皮毛。既有這些大宗物產以及無數土制副產品，所以他們不需要從別的地方購買一文錢的東西”。這樣，貿易的外方只能用白銀換取中國商品。
明末清初外國輸入的白銀，主要是南美洲白銀和日本白銀。
十六世紀中期，南美洲發現了藏量極為豐富的銀礦，秘魯、墨西哥等國均開采出數量驚人的白銀。十六世紀初，世界白銀年均生產約1,511,000盎斯。但在十六世紀中期，即明嘉靖二、三十年間，年均產量已提高到10,017,000盎斯，此后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即清乾隆年間，世界銀產量保持在9,000,000至17,000,000盎斯之間。而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的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近百分之八十。至于日本，其白銀礦藏量也極大，被歐洲人譽為“銀島”。據估計，十七世紀初期以前，日本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與中國貿易的另一方“均無他產”，但有豐富的白銀蘊藏和儲備，所以“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而中國，物產豐富，獨缺白銀，自然視白銀為奇貨。中外雙方在貿易中找到了契合點，所以導致了絲綢、陶瓷外流，而銀幣內流的局面。
外國銀幣大規模入華以前，中國傳統白銀形制，最基本的是鋌狀的，也有餅形和銀錠，攜帶使用極為不便，交易時須用戥子秤重，并以笨拙的切割法才能完成買賣，銀子成色的鑒定也未有統一的標準。這與當時日益擴大的白銀使用形成了一種不和諧，因此，標準劃一、大小適中的外國白銀鑄幣一進入廣東、福建就受到民間喜愛而快速流通，也就不奇怪了。
明末清初輸入中國的外國白銀，林林總總有數十種之多。“聞有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諸名等語”。其中流入量大，流通廣的外國銀元有“本洋”（為西班牙所鑄的銀幣，有雙柱、卡羅斯三世、卡羅斯四世、費迪南七世等版別）、“馬劍”（十七至十八世紀末荷蘭所鑄，因幣面所鑄為騎士策馬執劍圖，故曰馬劍）、“鷹洋”（俗稱英洋，墨西哥所鑄，幣面為一蒼鷹，嘴叼一條掙扎扭曲的長蛇，昂然站立于仙人掌之上，故有“鷹洋”之名）、“龍洋”（亦名龍番，大日本，因幣面正面鐫刻有“大日本”三字，背面鐫刻有蟠龍紋而得名）.
外國白銀的輸入對中國貨幣體系形成了決定性的沖擊，并最終推動中國完成了向銀本位的轉變。乾隆五十七年起，中國開始自鑄銀元。而且，此后所鑄的金銀錢和銅質錢，形制樣式均仿自外國銀元，中國的貨幣單位也從“兩”完成了向“元”的過渡。
4、紙幣發行量規律
紙幣必須由國家發行，強制使用，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偽造，印刷紙幣，違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國人民幣授權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發行。
紙幣只是一種貨幣符號，所以它本身沒有價值。
紙幣是由國家發行的，那么紙幣是否可以任意發行？不行，因為紙幣是按照金屬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紙幣的發行量必須以流通中所需貨幣量為基礎，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紙幣發行量要以流通中所需的金屬貨幣量為限.
當前，世界各國都是采用紙幣流通而不再采用金屬貨幣。自從本世紀70年代以后，世界各國的紙幣發行都不再同黃金直接掛鉤，紙幣的發行量不再直接取決于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屬貨幣量，而受商品可供量與紙幣流通速度的制約。當紙幣流通量過大，紙幣貶值時，必然引起價格上漲，即形成通貨膨脹。由于紙幣流通規律是在金屬貨幣流通規律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可以將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按紙幣流通規律寫成：
PQ
M＝───
V
式中，M為紙幣流通量；P為商品的平均價格；Q為商品數量；V為紙幣流通速度。這表明，在紙幣流通的情況下，商品價格隨著紙幣數量的增減而漲跌。紙幣所代表的價值與紙幣流通量成反比，商品價格與紙幣流通量成正比。
貨幣發行規律〖貨幣發行量=（待售商品的總數×價格）/貨幣周轉次數〗
5、通貨膨脹現象及危害
通貨膨脹是紙幣發行過多超過了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而造成的紙幣貶值，物價上漲的現象. 通貨膨脹中的“物價”，是指商品和勞務的價格水平，不包括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以及其他金融資產。通貨膨脹是指物價總水平持續的、普遍的上漲過程。因而，季節性、暫時性或偶然性原因引起的部分商品價格上升，則不應視為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特征是紙幣貶值，物價上漲，但物價上漲不全是由通貨膨脹引起的。通貨膨脹的必然結果是物價上漲，但是物價上漲并不一定反映通貨膨脹。物價的上漲取決于多種因素，如商品供不應求、商品內在價值量的上升、貨幣本身價值的下降以及商品價格的人為上調等。這些因素引起的物價上漲，不能看作通貨膨脹。另外，物價不上漲也并不一定不存在通貨膨脹。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嚴格控制物價和工資，并實行商品的票證化、強制性儲蓄和商品供應不足等所造成的物價不上漲的紙幣供應量過多現象，稱作隱蔽性或變相的通貨膨脹。因為只要政府放松物價管制，物價即刻就會上漲。
通貨膨脹是價值符號流通條件下特有的經濟現象。自紙幣問世起，它的發展總是與通貨膨脹問題聯系在一起，世界上幾乎每種紙幣均是由于發行過度造成通貨膨脹，最后以貶值而告終。隨著通貨膨脹的發展，社會公眾意識到通貨膨脹的來臨，便會將餐余的紙幣盡可能地轉換成商品，社會購買力由此增加，物 價即呈上升趨勢。通貨膨脹嚴重時期，政府無限制地增加紙幣供給，社會公眾對紙幣喪失了信心，開始搶購、囤積商品，從而使銀行儲蓄急劇下降，物價暴漲。
1937—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惡性通貨膨脹情況(100元法幣的購買力變化)
1937年可買黃牛2頭
1938年可買黃牛1頭
1939年可買豬1頭
1941年可買面粉1袋
1943年可買雞1只
1945年可買雞蛋2個
1946年可買固本肥皂1／6塊
1947年可買煤球1個
1948年8月19日可買大米3粒
1949年5月可買大米2．45／10000000粒（千萬分之2、45粒）
附:歷史上幾個典型的通貨膨脹案例
許多人認為通貨膨脹是紙幣條件下的特有產物，在金屬貨幣流通條件下不可能發生。這種看法是很不確切的。以下關于通貨膨脹的案例中，有紙幣條件下的更有金屬貨幣條件下的。這要求我們更深刻地探求通貨膨脹的本質。
（一）古羅馬的通貨膨脹：鑄幣成色下降的惡果
公元138-301年，古羅馬軍服的價格上漲了166倍，自2世紀中葉至3實際末，小麥價格——物價水平的主要標志——漲了200倍。這一次通貨膨脹，無論如何也不能歸罪于紙幣，因為紙幣要到其后1000年才出現。
古羅馬實行的是金屬貨幣制度，包括金、銀、銅和青銅。政府財政基本上采用現金形式。帝國的皇帝們為了強化他們對資源的控制，相繼削減鑄幣尺寸或在鑄幣中添加賤金屬。同時卻希望憑這自己的權威保持其價值不變——這當然是不可能的。這種違背經濟規律的行為在羅馬帝國時代代代相傳，最終導致的結果是鑄幣貶值，物價上漲。公元235-284年，古羅馬政治陷入無政府狀態，通貨膨脹臻于極致，鑄幣急劇貶值。在公元253-268年之間，銀幣的含銀量還不到5%。
（二）黑死病與價格行為
14世紀中葉,歐洲普遍出現了溫和的通貨膨脹。在3年的時間里，物價至少翻了一番。作為通貨膨脹，這一時期并不引人注目，值得重視的是它的背景——黑死病。這是一種能致人猝死的病疫。在當時，此病奪取了2000萬人的生命，是當時整個歐洲人口的1/3。在病疫流行期間，商品的價格出現了突然的、短暫的下降。原因很明顯，人口銳減導致需求下降，而流通中的貨幣及商品存量卻基本不變，但幸存者的需求卻是有限的。而隨著疫情的過去，物價又回升了。原因是儲存消耗殆盡，同時由于人口減少，產量隨之下降——因為生產者的生活條件惡劣，因而生產人員減少的數量遠大于有穩定需求的富人。
（三）西班牙：白銀與價格革命
16世紀，西班牙物價上漲4倍多，年上漲率1.5%，貴金屬過剩是這次通貨膨脹的根源。1501-1600年，由墨西哥和秘魯神話般的礦山產出的1700萬公斤純銀和18.1萬公斤純金涌入西班牙。除官方渠道，走私的數量估計相當于官方進口的10%，相對于已有的儲存，來自新世界的金銀可謂數額巨大。無論如何，貴金屬的涌入掀起了一場價格革命。這次通貨膨脹價格上漲緩慢，沒有對西班牙的各個經濟部門產生什么影響。想想年增長率1.5%，這在目前來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再合適莫過的數字了。它證明了這樣一些觀點：
1. 貨幣不等于財富；
2. 和緩的通貨膨脹可以和經濟增長兼容；
3. 白銀減緩了制度變革的壓力；
4. 以貴金屬為保證的貨幣制度并不能預防通貨膨脹；
5. 西班牙最終沒有留住海外流入的金屬；
6. 始于西班牙的通貨膨脹擴散到其貿易對象；
7. 對經濟規律的懵懂無知并不妨礙人們自行其事；
8. 貨幣幻覺盡管充滿了神秘，但如果人們警惕周圍的變化，其迷惑性必將大大降低。
（四）德國：經典的通貨膨脹
1923年間德國的經濟狀況——惡性通貨膨脹，迄今為止只有1946年的匈牙利和1949年的中國出其右。
1923年12月，以戰前價格指數為100，德國40中基本商品的價格指數達到143×10 。沃倫教授和皮爾遜教授曾將德國的通貨膨脹數字繪成書本大小的直觀柱狀圖，可是限于紙張大小，未能給出1923年的數據柱，結果不得不在腳注中加以說明：如果將該年度的數據畫出，其長度將達到200萬英里。
德國在一戰敗北之后，喪失了1/7的領土和1/10的人口，各種共行及工業產品均減少，同時按1921年金馬克賠償1320億賠款。在操作中，德國不得不靠發行紙幣來度過難關，結果是陷入災難的深淵。當時政府以極低的利率向工商業者貸款，同時投放巨額紙幣，它們又很快貶值，從而債務人得以有廉價的馬克償還貸款。“新富”們在通貨膨脹中發了大財，“舊富”們面臨崩潰。各個經濟部門和各個家庭生活在此不公平中受到致命打擊。
（五）前蘇聯的計劃經濟下的通貨膨脹
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國就已走上了通貨膨脹之路。革命后，為了保障政權，必須控制國家資源。因此，前蘇聯印發紙幣，維持龐大的預算開支。在1918-1920年間，反動力量很快聚集，發起反撲，此時前蘇聯開始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由于經濟基礎薄弱，社會產品總量短缺，再加上連年戰爭，使生產得不到恢復，戰時共產主義的分配物品遠不能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于是黑市猖獗，物價飛漲。
現實經濟生活中，貨幣供應量和貨幣需要量應當相適應，貨幣供應過多（通貨膨脹）和貨幣供應過少（通貨緊縮）都不利于經濟和社會的穩定。
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都會對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危害。所以防止和消除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實現物價總水平的穩定，是國家財政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過程中，通貨膨脹一直是經濟生活中的一大頑癥。自1997 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在成功地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軟著陸之后，由于亞洲金融風暴的嚴重影響，我國近年來出現了通貨緊縮現象，表現為出口下降，內需不足，物價普遍下跌等。當前在經濟增長速度和出口回升的同時，由于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因素突出，引起物價持續下降，表現為物價總水平再次出現明顯下降，物價下滑趨勢十分明顯；生產資料價格持續下降；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全面下降。我們必須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方針，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保證實現經濟運行穩定、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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