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錢幣的主體是歷代貨幣，歷代貨幣自然是錢幣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但是，歷代貨幣不是錢幣的全部。國外有很多博物館都是把貨幣和紀念章交由一個部門來征集、管理、分類和研究的，稱之謂幣章部，或者叫幣章博物館。我們知道，紀念章和貨幣（包括流通貨幣和各類紀念幣）在文化上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特別是由造幣廠設計生產的紀念章，與貨幣有著更加密切的關系，因為它們擁有共同的設計師、共同的雕刻家，甚至是一樣的操作技術，大致相仿的工藝流程，所以造幣廠設計生產的紀念章和同時代的金屬貨幣誕生于同一個母體，它們之間的手足之情、血緣之親不言而喻。其實，從文化意義上講，一枚好的紀念章，或許更能比較充分地反映這一個時代的錢幣文化，因為，它可以突破貨幣設計生產中的很多條條框框、清規戒律，設計人員的思想可以更加解放、更加活躍，表現的手段可以更加靈活多樣，技術運用可以更加充分，甚至淋漓盡致地、不受任何拘束地去探求、去創造。對于面積比較大的紀念章，設計者、雕刻者可以擁有更加廣闊的用武之地，他們的思想和技巧、風格和情操，可以在這里得到更加完美表現，更加充分的發揮。一般紀念章的發行量都比較少，所以對于造幣廠來說，紀念章是小生產，是試驗田，是練兵場，先進的生產技術可以在紀念章上試驗、實踐，成熟后再推廣到貨幣生產中去。對于那些數量極少、檔次很高的紀念章，在操作工藝上，更可以精雕細琢，反復錘煉，不惜工本。從這個意義上講，高水平、高質量的紀念章又是錢幣文化的開拓者、先驅者。所以不研究、不了解紀念章的情況，也不可能對當代貨幣會有更深層次的認識和理解。當然有很多紀念章是民間制作的，工藝水平、制作程度良莠不齊，甚至有粗制濫造，不堪入目，應是另當別論。 　　紀念章和貨幣的關系，當代是這樣，歷史上應該也是這樣。在古代錢幣中所謂的壓勝錢，或許也可以理解為各個歷史時期、各種不同用途的“章”（當然，其實際應用的范圍要寬得多）。壓勝錢，亦稱花錢、玩錢，是對非正用品古錢（即沒有作為貨幣流通使用過的“古錢”）的一種統稱。其中大部分是民間制作，但也不乏出自官爐的上乘之品。壓勝錢的門類極其繁雜，從各個角度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錢幣文化、民俗風情，成為古錢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有的甚至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僅舉二例為證： 　　一、中國古代鑄幣的幣面修飾一般只鑄文字，不鑄圖案，因此古錢正用品（即曾是正式流通使用過的貨幣）的藝術性，除依靠制作技術外，主要體現在文字的書法上，但古錢的錢文一般只有四個字，書法再好，其藝術效果終究顯得單薄。壓勝錢恰好彌補了正用品的這一不足，圖文并茂，以圖見長。尤其是唐宋時期的官爐之作，更是把我國古代鑄錢的藝術性推到了新的高峰。如當時制作的打馬格錢中的"昭陵六駿"錢，一枚錢，一匹駿馬圖，神態各異，栩栩如生，似乎要告訴人們：東方錢幣文化同樣也有藝術的精品。 　　二、1972年9月，吉林哲里木盟庫倫旗前勿力布格屯一號遼墓出土了一枚“大康六年”錢，盡管這是一枚隨葬紀年的瘞錢，從而使我們認識了傳世的“大康七年”，“清寧二年”等其他同類錢的性質。第二，這類錢既有絕對紀年，又有典型的遼錢制作風格，可以作為我們認識遼錢，開展遼錢斷代研究的典型器物，或者叫做標準器物。 　　于是，聯想起英國大英博物館的幣章部、美國史密森國家博物館的幣章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幣章博物館等等，我想中國的錢幣博物館實際上也是幣和章的收藏研究部門，所以說得簡潔一點，我們現在所說的“錢幣”就是指幣和章的合稱。 　　一旦有了貨幣、貨幣文化，便會產生它們的衍生物壓勝錢、紀念章，便會引申出新的意義上的文化。貨幣文化和它們的衍生物的文化便是我們所說的錢幣文化。實際上，自從有了貨幣，錢幣文化就應運而生，它可以追溯到實物貨幣時代。實物貨幣和金屬稱量貨幣都具有兩重性，它們除了行使貨幣職能之外，同時還具有其他使用價值，在中國歷史上，海貝的使用便是一個實例。海貝取得實物貨幣地位之后，仍然是珍貴的裝飾品、神秘的迷信品，婦女生育時，手握海貝可以保佑順產；人死之后，口含海貝，可以保佑冥途暢通。海貝一旦用于殉葬，從理念上講，是活著的人們的一種心愿，希望死者在冥途上還可以花銷之用，但事實上，已經不會再行使貨幣職能，而只是冥器的一種。于是便產生了仿制的冥幣，在諸多仿制的貝化中，有一種泥質的陶貝，或許便是專門為了冥葬之用制作的。這種制作冥幣的習谷一直被延續下來，直到近現代。 　 　　　　　　　　　　　　 　　　　　　　（引自《中國錢幣論文集》第四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