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是人類文明的產物。貨幣的鑄造、發行與流通，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自然產生的一種經濟現象。同貨幣一樣，紀念章的產生和興起，也是和當代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的。紀念大銅章，作為紀念幣（章）海洋中的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在世界各國，諸如意大利、法國和前蘇聯的造幣廠很早就鑄造過。1929年，我國也曾委托美國有關廠家制作過“孫中山安葬”紀念大銅章。然而，我國紀念大銅章的蓬勃興起，卻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改革開放年代。 1979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制訂的方針政策，使我國生產力有了一個突飛猛進的發展，人民生活穩定，社會欣欣向榮，并且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需求也日益高漲。盛世鑄章，這就是我國當代紀念大銅章興起的歷史背景。 1979年，我國著名的雕塑家張充仁先生設計了一枚“香港東南紡織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紀念章，并親自雕刻浮雕石膏型，由上海造幣廠制模鑄造。這枚大銅章的正面圖案為東南紡織公司大樓，背面圖案由棉花與標志組成，直徑60毫米，用黃銅鑄造，共發行1000枚。浮雕花紋不高，用當時的一臺160噸位的磨擦壓力機壓印。這枚紀念章就是建國以后由國家造幣廠鑄造的第一枚大銅章，對以后大銅章的生產，起到了引導和推動的作用。接著，上海造幣廠的設計雕刻師、工程技術人員與制模印花工人一起，陸續鑄造了“鑒真大師”、“壬戌（狗）年”、“癸亥（豬）年”、“滬東造船廠”、“上海造幣廠建廠三十周年”等大銅章，直徑均為60毫米，材質從開始時的黃銅，改為后來的紫銅并上古銅色。材質的改變，既有利于加工壓印，又使產品富有古樸典雅格調。在花紋雕刻上，經歷了一個從較低浮雕發展到高浮雕的過程。如果說“李白”大銅章屬于高浮雕試制產品（僅壓印數枚樣章），那么，“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章則是高浮雕大銅章較為成功的一例。正面馬克思頭像在章面上高度達到5毫米左右，須經幾次壓印方能成功。此后，又先后制作了“老舍”、“魯迅”、“毛澤東”、“周恩來”等高浮雕大銅章，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大銅章在國內的興起，受到錢幣收藏家和廣大愛好者的歡迎，不少社會知名的雕刻家都熱情地參與大銅章的設計與雕刻工作。除上述張充仁先生外，還有王克慶、劉煥章、袁運甫、潘鶴等老一輩設計雕刻家，分別設計或雕刻了“宋慶齡”、“全國美展”、“抗洪賑災”、“陳云”等紀念大銅章。這些大銅章，不論在題材的選定上，還是在構圖設計和藝術表現手法上，都不斷完善，日益提高，因而使得中國當代大銅章的聲望也不斷得到提高。在雕刻技法上，上海造幣廠的幾位雕刻師也充分發揮一技之長，用中國快要絕門的手雕絕技，雕刻了數枚大銅章。如葉柏林技師雕刻的“梅蘭芳”與“宋人畫選”大銅章，以刀功與鑿子功相結合的特技精雕細刻，粗中見細，另具一種獨特的風格和趣味。 隨著人們對集郵、集幣收藏興趣的不斷擴大，到80年代后期，收藏各種紀念章的熱潮在社會上悄然崛起。為了滿足廣大收藏家和愛好者的收藏需求，生產發行單位采取了多種手段，以提高紀念大銅章的鑒賞和收藏價值。如采取限量鑄行，配上帶有編號的“鑒定證書”或“說明書”，并在證書上蓋章或簽名。有的在銅章的邊沿上也打上編號，還有的請權威部門監制，請名家題字等等。在大銅章的造型上也開始有所變化，力求突破。如在大銅章上方加上有羅紋的羅眼，再配上綬帶，成了獎章、獎牌。“第十一屆亞運會”獎牌、“宋慶齡獎學金”獎章等皆屬此類。又如“丁福保”大銅章，在下端加上一個能活動的底座，可以站立陳列。在外包裝形式上也不斷變化，塑料盒、植絨盒、木盒、皮合、仿表盒等都被廣泛采用。銅章的幅面也越來越大，1995年末，上海造幣廠試制了一枚直徑為80毫米的“十二星座生肖”大銅章。因為幅面遼闊，就可容納恢宏的場景和更為豐富的內容。近年來，雙金屬鑲嵌型、多邊型和超高浮雕型大銅章也逐步面市，或在試制之中，呈現一片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局面。 從1979年的“香港東南紡織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紀念章起，到2003年非典大銅章止，這24年當中，上海造幣廠生產的紀念大銅章品種出得不算多，而且由于每個品種的數量也不大，因此，能為收藏家和愛好者收藏到的品種和數量更少，特別是一些慶典專用的紀念大銅章，一般愛好者更是難以問津。即使在上海造幣廠，個人收藏較多的能夠集藏50枚到80枚以上者也是寥若晨星。 時代在前進，上海造幣廠在前進，紀念大銅章也將會在社會各界的關心與推動下，不斷推陳出新，放出更加鮮艷奪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