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錢幣史上，明代錢幣以其形制標準、式樣規整、鼓鑄甚多而成為錢幣的一大重要系統。南明錢幣是這一系統中的重要一環。作為明代錢幣中的晚期品種，南明錢幣將明代錢幣形制標準、式樣規整的特點發展到了頂峰，而且由于鑄地偏遠、鑄行者各不相同，使得南明錢幣又帶有較強的地方特色，而這其中又以鑄行于西南的“永歷通寶”和“興朝通寶”最為突出。
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都是西南反清勢力的鑄幣。其中，永歷通寶是南明桂王政權的鑄幣。《三藩紀事本末》對此有較為明確的記載：“永明王神宗孫，避于梧州，于丙戌改元‘永歷’，其錢有大小4種。”這時的中國正處于明末農民戰爭之中。興朝通寶和永歷通寶一樣，也是亂世的產物《明通鑒》記載：“明在籍御史，議尊（孫）可望為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可見，興朝通寶是張獻忠義子孫可望入滇以后，于順治六年（1649年）稱東平王時的鑄幣。由此可見，永歷通寶是南明政府的鑄幣，而興朝通寶則是農民起義軍的鑄幣，兩者在早期的性質是不同的，只是由于后來孫可望決定率部聯明抗清，才使得興朝通寶擺脫了“僭偽錢”的地位，成為政府正式承認的通貨。
正如其他錢幣的出現一樣，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的出現是有其自己獨特的政治、經濟背景的。17世紀晚期的中國經過長期戰亂，各種政治勢力充塞海內，而真正的國家權力幾近真空，呈現出了一種只有兩個王朝武力更迭時才有的無政府狀態。為了保全明王室的尊嚴，為了向世人宣示大明帝國還存在，鑄行明朝年號的錢幣就成為其打出“光復明室”大旗的關鍵步驟。而作為張獻忠養子的孫可望，在其勢力控制下的云南鑄行興朝通寶，不僅有如上述一樣稱制建國的目的，更是對大西政權的一種嗣續。
經濟決定政治。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恰恰反映了當時社會真實的經濟情況，也反映出貨幣鑄行者的經濟意圖。
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較為發達。貿易特別是海外貿易迅速發展起來，對貨幣的需求量激增。據《劍橋中國明代史》記載：到1633年（明崇禎五年），僅從菲律賓流入的白銀就高達200萬比索。而當西班牙政府削減馬尼拉的貿易時，白銀減少引起了明代中國的貨幣危機，明末用銀量之大可窺一斑。這一現象的直接結果是貨幣體制的改變：開放銀禁，停印大明寶鈔，而更重要的是規定鑄幣的面值。與前朝的制錢相比，晚明錢幣特別是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已發展出一整套面值兌換體系，面值完全以白銀折兌，而不是用“錢”來表示。永歷通寶面值有四種：“小平（一錢）”、“二厘”、“五厘”、“一分”。此處“二厘”、“五厘”、“一分”均指“折銀二厘”、“折銀五厘”、“折銀一分”。興朝通寶則為“小平”、“五厘”、“一分”3種。可見當時的貨幣需求量之大。
盡管如此，由于明中央朝廷的苛捐雜稅、地方藩王的巧取豪奪，加之戰亂連年，百姓生活異常困苦，各地財富匱乏。為了維持政治和軍事開支，南明諸王和各地豪強開始鑄錢，永歷政權和孫可望集團也在此列。由于鑄工較好，面值合理，實錢實值，使得永歷通寶“官民樂用”，由此鑄量龐大，長期流通西南。由于孫可望集團控制云南，加上興朝通寶的鑄工和幣材選用較好，因此在西南各地也頗為流通，而自孫可望聯明抗清之后，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也就更加并行不悖了。
在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鑄行之后，這兩種貨幣都起到了應有的作用。永歷通寶完成了其政治使命，使得歷史承認了永歷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并以其“敕書錢”而膾炙人口；而興朝通寶則要周折復雜得多：“大西軍”的影響固然深入人心，但孫可望預期的“眾望所歸”的“禪讓”鬧劇也在唾罵聲中草草收場，不了了之，留下更多的則是對他個人野心的鄙夷。但無論怎樣，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充實府庫、資濟軍國的目的確實達到了。
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除了歷史背景和政治因素較為突出外，純就錢幣學角度來說，其特點也有很多。首先，由于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的鑄行量大，鑄行時間長，開創了一派自己的風格——“滇派”，其影響十分深遠。“滇派”錢幣與眾不同，錢文多出自匠人之手，因此字體古拙樸素；內郭、外郭都較其他錢幣為寬，錢好打磨不甚精整；用材單一，多為銅幣；鑄工較粗糙，但錢體分量十足。這種風格對后世吳三桂的“利用”、“昭武”及其孫吳世王番的“洪化”諸錢都有較為明顯的影響。而直到清朝咸豐、同治朝，滇貴兩省所鑄大錢亦隱約可見其蹤影。
其次，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的類別繁雜。除上述的形制繁多、面值多樣、背文各異外，所謂版別也多種多樣，其中永歷通寶可謂是“獨占鰲頭”。僅面紋的文字差異就有數種：有所謂“二水永歷”（“永”字寫成上“二”下“水”）者；“三角通”（“通”字上的橫折點寫成一倒三角形）者；“雙禾一目”（繁體“歷”字內寫成上為雙“禾”字，下為一“目”字，而正確寫法應為上“林”下“日”）者，還有“雙禾一日”等。興朝通寶也有諸如“方口通”之類的異品。
此外，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的鑄量龐大，但其流通領域較小。這主要與永歷政權和孫可望集團控制區域的客觀閉塞性和主觀排他性有直接關系。永歷政權和孫可望集團都僻居西南，而西南（尤其是云南）銅礦資源豐富，取材方便，故一直在西南一隅大量鼓鑄，加之各地方政權相互排斥他家鑄幣，使得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只能困行西南，造成了“大鑄量、小流通”的矛盾局面。
永歷通寶與興朝通寶實實在在地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并被人民群眾所接受，變為對人民有益的經濟工具，推動了西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并最終躋身于末世鑄幣中少數成功者之列，成為歷史的功臣。(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