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多家媒體報道，2005年11月2日，美國紐約什里夫郵品館成交一筆天價郵票交易。一枚“Z一暗紋”郵票在交易中換得一聯“倒置的珍妮”郵票。從而以300萬美元身價當之無愧地成為迄今世界上最昂貴的單枚郵票。兩周前，格羅斯以297萬美元價格購得四枚“倒置的珍妮”航空郵票。格羅斯又用這聯“倒置的珍妮”，從松德曼手中換得“Z一暗紋”。格羅斯如今擁有了“一套美國19世紀郵票全集”，這“連華盛頓的史密森氏國家郵政博物館也做不到”。

　　又據《中國集郵報》報道，中國嘉德2005秋季拍賣會“沈曾華收藏郵品”專場11月7日在京響槌。華郵珍品“稿”字郵票四方連以220萬元成交。“稿”字郵票四方連為“中華四大珍郵”之一，其它3種分別是：紅印花加蓋小字當壹圓郵票四方連、大龍郵票闊邊五分銀全張、以及紐約版孫中山像貳圓郵票邊框倒印十方連。除“稿”字郵票四方連外。其它3種均為海外藏家珍藏。

　　中國的“大龍”郵票、“翡翠”姐、“綠衣紅娘”到“民國四珍”；外國的“黑便士”郵票、“荷蘭女皇像”郵票、“新西蘭查洛頭像”郵票到“毛里求斯‘郵局’”郵票等等，它們的珍稀性、金貴的乃至連城的價值，主要得益于通信使用消耗和年代久遠中的天災人禍造成的損耗，最終歸結為存世量的稀少。我國解放區“清河區五角星圖郵票”，到目前為止，僅發現兩枚，一枚在中國郵票博物館，一枚在著名藏家林崧之手，前不久被拍賣。“文革”時期發行的“毛主席最新指示”郵票，目前市場價高于2萬元，其7500萬的發行量較之當前平均約1000萬的量，真算得上“超限擴容”的“祖宗輩”了。“庚申猴”郵票，1980年2月15日發行，500萬枚的發行量當然不算多。但在目前郵市極度低迷的條件下，每枚市價能長期在1700元上方，也確屬難能可貴。

　　上述例子說明，郵票的產生以郵政通信為母體，郵票存世量的減少乃至達到珍稀層級，也是以郵政通信為母體的。離開郵政通信，既不可能有郵票，也不可能產生珍稀郵票。珍稀郵票的生成依靠的是社會天長日久的使用消耗，依靠的是人們的不經意。在人們的不經意中，經過使用消耗，經過天災人禍的損耗，“物以稀為貴”得以孕育成功。

　　可惜，集郵走到今天，人為制造“物以稀為貴”卻非常盛行：一是相關部門一味地在“減”字上和開發“怪”、“奇”郵品上做文章；二是許多人寄希望于“炒”字。積極參與郵市里的短線炒作。殊不知，靠“減”字、“怪”字、“奇”字和“炒”字是違背收藏品“物以稀為貴”生成的自然而客觀之規律的。而且總會遭到報應的。集郵事業不斷滑坡，集郵隊伍一再萎縮，集郵市場長期低迷就是報應的明證！

　　采用預訂而郵政窗口不敞開供應紀特新郵的辦法，使新郵一發行就進人集藏領域，極少使用消耗，決定了其發行量與存世量永遠基本相等的事實。自然保值增值之路被無情封殺，加上集郵隊伍連年萎縮，供大于求，新郵談何增值。“甲申猴”郵票的價值要走上“庚申猴”郵票的臺階，恐怕幾百年也達不到。我們的孫子的孫子的孫子輩也見不到。

　　同樣，“物以稀為貴”也是“炒”不出來的。郵品的升值寄希望于“炒”字，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也是非常危險的。“天上不會掉下餡餅”，“世上沒有不要錢的午餐”。2000年股市升了700多點，升幅在80%以上，而國民經濟只增長了8%左右，其后長期大幅回檔調整是不可避免的。股市里炒作的泡沫成分和投機性顯現得太明白不過了。郵市里的炒作也具有同樣性質。炒作起來的泡沫價格不是“物有所值”的那種值。投資者買人的郵品，跟用郵者和集郵者買人的郵品，將對該郵品的升值做出表面一致而實際將完全不同的反應，從供求關系講，前者郵品尚未脫離“供”的范圍，反應出的供求關系是虛假的短期的，而后者郵品已進人“求”的境地，反應出的供求矛盾是真實的和長久的。而用郵者的買入和集郵者的買入其作用也不一樣，前者將會決定存世量的減少，而后者卻不會。

　　郵市里的短線炒作，往往是莊家（乘轎者）鎖定某種郵品，用諸如“對敲”等各種手法人為制造價格的升降，誘使散戶（抬轎者）介入參與，最終拉高出貨。這種炒作波段（局）可反復幾次或多次。被炒作過的郵品，由于自然增值的利潤被嚴重提前透支，賠錢者或被套者將是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翻不了身。莊家或幸運者的賺是以大多數人的損失換取的。

　　物以稀為貴，其稀和貴是在人們不經意中生成的，也是在不經意中發現的。郵資票品的升值靠的是存世量的減少和集郵隊伍的發展，別無它路。要減少郵票的存世量，就必須恢復郵票的郵資憑證功能，走郵政窗口敞開供應之路。集郵事業不能靠發行“集郵郵票”來發展，必須走向郵政通信這個母體靠攏之路，別無它法。

來源：集郵博覽/謝元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