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0月7日，孫文自橫濱乘法國郵船赴安南（越南）。當船泊吳松口時，駐天津法軍參謀布加卑，奉法國陸軍部部長之命求見，轉達法國政府對中國革命愿為效力等語。孫氏抵達西貢后，有法國人李安利（即郎尼）謁見，晤談多次。孫氏委托他在巴黎印制一宗債券，以充革命經費等用。……1907年11月孫氏籌劃鎮南關起義，電馮自由將存香港之債券，全部運安南備用。12月2日革命軍占領廣西鎮南關。 次日，孫命田桐、譚人鳳、何克夫、譚劍英赴河內。馮將債券交他們四人帶往面交孫氏。待至海防，由于事先未聯系妥善，致被查獲債券，四人被扣押。經與法安南總督交涉，才允發還債券（存于孫氏河內總部）。……先后到新加坡。……孫氏乃將所存債券付之一炬，留百余張交張永福保存。”①

    所見有關百元債券即中華革命軍銀票的報道都源于張永福、馮自由的回憶文章，看后總覺得回憶文章里缺少了點什么。筆者認同馬傳德、徐淵《辛亥革命時期貨幣》書中“中華國商民銀票及中華革命軍銀票應是在武昌起義之前”②印發的，不是1911年武昌起義湖北軍政府發行的觀點，但對書中“由于當時在東南亞的籌餉之地，有不少是英、法的殖民地，故債券兩面分別印以英、法兩種文字。為便於在華僑中籌餉、在參戰的革命軍中發放及備于在商民使用，所以又加蓋了中文的‘中華國商民銀票’及‘中華革命軍銀票’字樣�！雹鄣挠^點有不同看法。

    筆者認為孫中山印制英、法文的百元債券，是與法國陸軍部部長求見孫中山，轉達法國政府對中國革命愿為效力有關，孫希望英、法上層也能像某些日本財閥一樣資助中國革命，這批債券應是準備用于在洋人中籌款的，因同時期已印發有中文的捐款軍需憑券（見《辛亥革命時期貨幣》15頁）。再說當時東南亞的華僑都是文盲出身，中文都不懂多兩個字，就不要說兩國洋文了。加蓋“中華革命軍銀票”字樣后的債券就不應再是債券了，而是銀票，也就是鈔票了，由于沒有流通渠道而且面值過高，也就更不可能再用于華僑中籌餉了。所以后來才會燒毀。

    到底加蓋“中華革命軍銀票”后的債券用在何處呢？孫中山在鎮南關起義前將存香港之債券運安南備用，應與鎮南關起義有關，為此筆者專門查找鎮南關起義的有關史料，工夫不負有心人，終于找到了筆者認為能解開此迷的資料。

        同盟會成立后即著手商討開展武裝斗爭計劃。1906年秋冬，孫中山和黃興、章太炎等編定《革命方略》，規定了同盟會綱領的實施計劃和其他各項具體方針政策，其中《軍政府宣言》、《軍政府與各國軍民之條件》《招軍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條件》、《略地規則》、《對外宣言》、《招降滿洲將士布告》、《掃除滿洲租稅厘捐布告》等8個文件，則是作為各地開展武裝斗爭的指導性文獻，供起義時發布④。1907年3月．孫中山決定將同盟會總部從日本遷至河內甘必達街六十一號，以便直接指揮實現粵桂滇三省軍事計劃，當時同盟會主張在廣東、廣西和云南三省實行武裝奪取政權，并于11月籌劃了鎮南關起義。

    梁烈亞在《鎮南關起義回憶錄》中有較祥細的描述：“王和順在孫中山先生親到文登、文淵視察，并見了李福田后，便積極與黃興、胡漢民等重新訂定起義的行動計劃，約略如下：(一)分水陸兩路進軍，水路由龍州、太平至三江口；陸路由憑樣、寧明、上思至宣化屬的遷龍司、大塘，會合十萬大山、欽州各地的民軍，襲取南寧。中途各地區由梁植堂(花名相貌四，運輸工人出身，在三點會任堂值事，會眾呼為值堂，遂以植堂為名，與王、黃、梁為兄弟)、黃簡初(羅陽司官)、韋云卿等招集民軍響應。(二)取得南寧后，即建立中華國民軍‘軍政府’，以孫中山、黃興為正副大元帥，宣告中外，并行使軍券。(三)在南寧、武鳴、上林、貴縣、太平、果化、平馬、隆安、欽、廉等地廣招民兵入伍，擴大武裝力量。(四)由南寧分兵襲取桂林、梧州，入湖南、江西、廣東，與各省革命軍會合，推翻清廷，建立民國�！雹�

    從當時孫電馮自由將存香港之債券，全部運往安南，后又讓人面交在鎮南關的孫來看。筆者認為以上計劃中的第二條：取得南寧后，建立中華國民軍“軍政府”所行使的軍券，應就是“中華革命軍銀票”。當時來不急再專門印制軍票，唯有動用現有的百元債券（債券籌款效果應不佳，放著也沒用），加蓋“中華革命軍銀票”字樣，準備在建立
   “軍政府”后使用。也正是由于其面值過高，才要在成立“軍政府”后似柏文所認為的“革命軍軍方當局用來向當地銀錢業、商會等組織，作為抵數，換取通用貨幣行用” ⑥，那時革命軍已取得了政權，有沒收的官產和稅收作保證，有了信譽，此票才可能順利流通。

    至于加蓋“中華國商民銀票”字樣的債券，筆者認為是制作加蓋字樣時的樣票，當時應是制作了“中華國商民銀票”和“中華革命軍銀票”兩種樣票（由于債券不是本身印刷的，加蓋時是隨意抽取，所以樣票號碼不是000000），在定奪時，選用了在非常時期有威懾力的、利于穩定局勢的、便于行使流通的“中華革命軍銀票”，廢棄了較適宜在和平時期流通的“中華國商民銀票”。所以現才只見一張“商民銀票”。

    “中華革命軍銀票”是孫中山與黃興等制訂《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軍事用票”方針⑦后的首次實踐，也是孫對法幻想破滅的反映。這先是債券后是銀票的珍貴革命文物可稱得上是“中華革命軍第一票”，它比有人稱之為第一號票的“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樣票制作的時間要早，雖因故未發行，但也不是在設計中的樣票能與之相比的。它也為以后辛亥革命的各地軍政府應急發行“加蓋”軍用鈔票起了個示范作用。

    孫中山也從百元債券中吸取了西方的先進經驗，印制債券像鈔票一樣較規范的做法和兩面印制兩國文字的經驗也在后來“中華民國金幣券”中得到應用，改變了原印發債券隨意填寫中文金額的中國傳統舊作法。

    以上觀點是筆者根據當時的史料而進行的分析，如有不妥之處，請大家予以指正。

①柏文《百草集》495頁

②③馬傳德、徐淵《辛亥革命時期貨幣》13頁

④《孫中山與辛亥革命》119頁

⑤《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七集285頁

⑥柏文《百草集》492頁

⑦《孫中山全集》第一卷307頁

    摘自王宣瑞主編的《專題集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