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幣之災
　　梁發芾
　　西晉的魯褒寫了一篇《錢神論》 賦，對錢予以冷嘲熱諷，好不痛快。
　　不過話說回來，錢是個好東西，它代表的是財富，而財富既可以證明一個人的能耐，也可以提高一個人的能耐，所以，幾乎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錢如“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可是，錢多就會成為災禍，尤其在今天，過度飛行貨幣帶來的通貨膨脹真的就是災禍。
　　歷史早期的錢是以金屬鑄幣的形式出現的。鑄幣需要金屬，需要技術，需要人力，一句話，造錢是要耗費很高的成本的，錢本身也是有價值的。因此，古代一般不會發生錢太多的問題。古代經常出現的現象是錢太少了，社會沒有錢幣流通，人們不得不以物易物。錢為什么會少，不夠用？因為，有些人將錢幣窖藏起來；對外貿易也會使錢幣流失；而錢幣在流通使用中可能也有損耗與遺失。等等。所以，金屬貨幣的時候，往往發生錢荒，即通貨緊縮，而不是如今的錢太多了，通貨膨脹。
　　金屬鑄幣時期通貨膨脹是比較少見的。有些人把王莽和董卓時期的變亂幣制造成的混亂叫做通貨膨脹，我覺得不大恰當。這兩位倒行逆施的篡權者，都通過強行改變錢幣的成色和重量，強迫錢幣貶值，而達到暗奪民財的目的。因此，不是錢太多了，而是因為錢的成色減低了，重量減輕了，錢的內在價值降低了，因而與物品的比價關系變化了。
　　在西漢時期，長期穩定而且普遍使用的錢是五銖錢，就是用銅鑄造的重量為五銖的一種錢，一枚這樣的銅錢就叫做一錢。王莽篡權后，認為凡是與前朝有關的都要改變，前朝劉姓皇帝的“劉”字由“卯、金、刀”三字組成，新朝要取消所有含有“卯、金、刀”的器物，五銖錢的“銖”和“錢中都有“金”，于是決定廢除五銖錢，把錢也改稱為“泉”。王莽一副除舊布新的做派，制定了形形色色的錢幣。其中一種大泉，重量12銖，法定值50錢。原來五銖錢為一錢，現在12銖的卻強行規定為50錢，重量只增加了2.4倍，但面值卻增加了50倍。一下子貶值25倍，老百姓當然不愿意使用新錢，仍然偷偷地使用舊錢。王莽于是頒布法令說：“敢攜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鬼魅”。為什么攜帶五銖錢就有“惑眾”這樣嚴重的罪名呢？因為這是一項政治大帽子：五銖錢是劉氏皇朝的錢幣，使用和攜帶意味著對前朝的忠誠。歷史記載說，嚴刑峻法之下，“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錢的災難比天災還可怕。
　　王莽改幣近兩百年之后，又冒出一個董卓，同樣也來了一個錢幣的強制貶值。在漢末的大動亂中，董卓把持朝政后，就將長安和洛陽的銅人銅鐘以及五銖錢毀壞后重新鑄造新幣。新幣重量為一銖，卻強行規定按照五銖的面值使用。就是說，貶值了5倍。貶值破壞了貨幣的穩定，造成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王莽和董卓的貨幣改革，強行改變貨幣自身價值與面額價值的比例，造成貨幣的大貶值，根本目的是由此而掠奪老百姓的財富。相對來說，書呆子王莽不忘記用花言巧語來遮掩，而一介武夫的董卓則赤裸裸上陣，無需什么遮羞布了。
　　董卓之后大概千年左右的宋朝，中國出現了紙幣。紙幣與金屬鑄幣大不一樣。金屬鑄幣本身有價值，其價值由金屬本身的成色和重量予以保證，其發行量也因自身鑄造成本而受到天然的限制。這使得通貨膨脹是不大容易發生的。而紙幣不過是一張紙，本身既無價值，鑄造又無成本，只要需要，統治者可以源源不斷無限地制造出來。通過源源不斷地印制鈔票而巧取民財，當然是誘惑力極大的事情。為此宋朝政府確實也制定了一個叫做“秤提”政策，就是規定老百姓向國家交納稅賦之類，可以一半是紙幣另一半是現錢，予以回籠，免得大量紙幣充斥民間，紊亂幣制。
　　但是，宋朝政府，尤其南宋政府，偏安一隅，軍費官費開支巨大，官僚皇室消耗驚人，無計可施時，只有大量發行紙幣。當時的吳潛就說：“今日國用殫屈，和糴以楮（一種紙幣），餉師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萬一有水旱、盜賊、師旅征行之費，又未免以楮，則楮者，誠國家之命脈也”。國家像癮君子依賴毒品一樣離不開紙幣，只要需要什么，就印制紙幣，拿紙幣搭配少量的現錢、食鹽甚至和尚的度牒，強行向民間購買物品；而政府對于民間交納的賦稅，或向民間出售的專賣物品，官府卻拒絕接受紙幣。這樣，紙幣大量出籠卻不回收，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官府卻空手套白狼，得到源源不斷的好處。
　　保持貨幣制度的穩定符合統治者和老百姓雙方的利益，而維護幣制的穩定當然是貨幣發行者的政府的責任。但是，改變金屬貨幣的成色重量，尤其增發紙幣帶來的好處實在太大，統治者無法忍受這種誘惑；尤其在民窮財盡，統治危機的當口，統治者飲鴆止渴也在所不惜，人為改變幣制而掠奪民財，也就是一根救命稻草，能抓住就不會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