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刊載于《錢幣》報2014年10月上旬，如需轉載，請務必注明來源于《錢幣》報，轉載于中國集幣在線(http://www.ccbczpx.com/)，謝謝！
“三銖錢”是西漢武帝第一次直接以“銖”重入錢文的方孔圓錢的一次大變革，也是西漢錢幣中存世較稀的一種，雖然只是曇花一現，卻具有特定的時代意義。但由于史籍上對三銖錢始鑄時間的表述相隔21年，導致近年來在錢幣界引發了一場不小的爭議。因三銖錢的始鑄時間問題關系到西漢真正統一“五銖錢”之前的貨幣制度背景及其特點，筆者通過對所藏5枚三銖錢創見品以及出土資料的分析研究認為：三銖錢的始鑄時間應為西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而非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罷四銖半兩，以“銖”重入錢文的三銖錢，這是方孔圓錢具有特定時代意義的一次大變革。
一、史籍對始鑄三銖錢的不同記載及其爭議。
因史籍上對三銖錢的始鑄時間自相矛盾，導致出現了兩種不同歷史背景下的兩種觀點：一種以彭信威、蔣若是為代表的“建元元年說”，源于《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春，行三銖錢，”唐代詁學家顏師古《漢書注》：“新壞四銖錢造此錢，重如其文”；一種以王獻唐為代表首次提出的“元狩四年始鑄說”，出自《史記·平準書》及《漢書·食貨志》。然現泉友使用較多的華光普《中國古錢大集》（甲本）第175頁“三銖”備注（1）中竭力對“元狩說”予以肯定：“而實際上應當是：漢武帝元狩四年銷半兩錢，更鑄三銖。欲發行輕錢以彌補國用不足。……是此方符合中國貨幣演變歷程和歷代幣制‘先重后輕’之一般規律”。筆者認為華先生所云，忽略了漢初特定歷史政治經濟背景下事物矛盾發展的特殊性。
二、對“先重后輕之一般規律“的看法。
對于三銖錢始鑄時間史籍自相矛盾的記載以及所謂“先重后輕之一般規律”的問題，筆者認為要作具體研究分析判斷。首先，需了解《史記·平準書》及《漢書·食貨志》的成因。據馬文作《二十四史》之《漢書概論》第48—49頁介紹（2），“《漢書·食貨志》在《史記·平準書》的基礎上作了相當大的增補和調整，《平準書》以漢代前期經濟為敘述范圍，但《食貨志》只補充了秦以前和武帝以后的史實。”這就是說《漢書·食貨志》是照搬了《史記》中對漢代前期經濟的敘述，重點敘述的是武帝以后的史實，這就使得曇花一現的三銖錢始鑄時間的準確考證形成了一個空擋。但《漢書·武帝紀》卻詳細地說明是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因而三銖錢元狩四年始鑄的記載，是不可信的。其次，需綜合分析西漢初年的貨幣制度。漢初經過楚漢戰爭，民生凋敝，銅源匱乏，生產力水平低下，在社會經濟亟待恢復的同時，商品經濟又在迅速發展，顯然以少而重的秦錢是不能滿足當時貨幣流通需要的。漢高祖劉邦便制定了“使民放鑄”即官民都可以鑄錢的貨幣政策，導致從漢高祖元年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206年—前118年）的80余年間，幣制極不穩定，多次變更。而曾先后鑄行的榆莢錢、五分錢、四銖半兩等，雖仍以“半兩”為名，但錢的名義含量與幣材重量已經脫離實際，名不符實。很顯然，以所謂“中國貨幣之演變歷程和歷代幣制‘先重后輕’之一般規律”，來研判漢初的貨幣制度，是不合適宜的。再則，實物重量反映三銖與四銖半兩錢沒有“先重后輕”的關系。按現所見三銖錢徑一般22—25mm，穿8mm，重1.8—2.2克，與顏師古注“重如其文”三銖重量相符；而以陜西西安竇太后陵陪葬坑、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3），墓1、墓2以及劉癖墓等出土的“兩”字內寫作“十”字的武帝特征“四銖半兩”，錢徑一般21—23mm，穿寬7—9mm，重約2克（4）。二者對比只有錢名不同，重量基本相同。因此，華先生對王獻唐《中國古代貨幣通史》中對三銖錢考證的評價“論據充分，佐料確鑿，足令人信服”，是站不住腳的。
三、以“銖”重入錢文特定意義的大變革。
吉林大學考古系知名教授李如森《中國古代鑄幣》第145頁云：“罷原先紀重錢文‘半兩’，而更鑄‘三銖’錢直接以銖重入錢文，這是方孔圜錢的一次大變革”（5），這才是武帝鑄“三銖”錢的特定歷史意義。
1、三銖錢是收回鑄幣權的標志。古今對三銖錢始鑄時間的錯亂，主要源于其背后的兩大歷史背景：一是景帝劉啟后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的吳楚“七國之亂”，勢必使中國又回到戰國時代的割據局面；二是武帝對匈奴長達15年的戰爭。前者涉及到西漢政權的根基，后者則屬于“馬邑之謀”引發的報復性事件（6）。然而，足以使武帝實行以“銖”重入錢文方孔圓錢大變革的，并非“元狩始鑄說”者那么簡單“欲發行輕錢彌補國用不足”的問題。“吳楚七國”之所以“亂”，其根本原因在于漢代“使民放鑄”的貨幣制度。漢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年）新鑄“四銖半兩”法錢時，廢除呂后時的“盜鑄錢令”，復高祖放民私自鑄錢。是時，文帝賜寵臣鄧通蜀嚴道銅山（今四川滎經縣）自鑄錢，后又賜握有軍政大權的吳王劉濞“即山鑄錢”，當時就受到賈誼的反對，他的意見卻沒有被文帝采納。劉濞鑄錢“富埒天下”后（鄧、劉等鑄錢可與官鑄錢媲美），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終于借勢起兵反叛，漢朝的半壁河山全部陷入叛軍掌握之中，而劉濞卻并沒有因景帝的妥協而停止行動，他坦白地說：“我自己要當皇帝”，中國幾乎回到戰國時代的割據局面，幸而景帝明智地任用大將周亞夫，才很快地平息這場叛亂。此事件《漢書·食貨志》有明確記載：“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因此，“七國之亂”的根源是“使民放鑄”。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吸取吳楚七國之亂的教訓，收回四銖半兩鑄幣權為官府所有。但由于其前后市面上大量流通的“四銖半兩”錢，魚目混珠，景帝的兒子武帝劉徹繼位后，便改鑄具有官鑄標志性的“三銖”錢。三銖錢“銖”之“金”字旁下身從“王”，且“王”字大“朱”字小，便是其標志性特征所在，也是辨偽標記。
2、三銖錢是“名”與“實”的統一。武帝在景帝收回官鑄鑄幣權后，從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最終以五銖錢統一貨幣的二十七間，加緊開展了六次幣制改革，三銖錢便是武帝進行的首次改革，其主要內容是以“銖”重入錢文，實行錢幣名稱與實際重量的統一。漢初的錢幣，史籍上記載的只有呂后的八銖“半兩”和“三銖”錢是名符其實的，而以官鑄三銖錢并實行市場上“稱錢衡”制度，便于民眾識別和接受民眾監督，這在漢初貨幣中還是第一次，也是漢武帝此次幣制改革的重要舉措。筆者收藏的這5枚重于三銖的創建品“法錢”，則是對其此次幣制改革史料的補充。這5枚三銖錢由筆者同時在我國西南地區一人之手購得，均為熟坑錢，盡管其銹色相似但層次不同，流通磨損缺陷也不一樣，字口間還殘存有土銹，應為批次出土品；其錢文“銖”之字“金”寫法為頭頂“△”形下四橫書“王”，其書寫版式可見宋志強《中國古錢幣庫》第138頁拓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屬真品無疑。通過對這5枚“超重”錢幣總量的分析研究，發現其是稱重8枚三銖錢的法錢。這5枚三銖錢直徑在22.55mm至23.38mm之間，其穿徑比較一致為8.50mm，重量分別為：（圖1）重2.94克、（圖2）重2.98克、（圖3）重3.09克、（圖4）重3.36克、（圖5）重3.72克。計其總重量為16.09克，相當于漢代一兩的重量，即為8枚三銖錢重量的總和，與山東萊蕪發現的鑄錢遺址及各地出土的實物來看，三銖錢枚重一般為2—2.1克，基本皆合漢制三銖之重（7），相當吻合，說明這5枚三銖錢為官方發行的供市場上“稱錢衡”使用的法錢。
3、以“銖”重入錢文是五銖錢的鋪墊。三銖錢自建元元年始鑄后，由于其錢輕，很容易造成“盜鑄”，且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為準備對匈奴的戰爭，所鑄“半兩”重四銖，實際減重后又稱“三分錢”，從三銖錢鑄行僅四年左右，出土及傳世很少，得知它所承擔的社會流通功能有限，所以《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8），這進一步說明三銖錢并非“欲發行輕錢以彌補國用不足”。而實際上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軍費來源，除“行半兩”錢外，是因富室豪門“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武帝采納張湯的建議，所造以法令強制推行的銀錫合金“白金三品”及皮幣大額虛幣，因“民不寶用”，一年多后廢止（9）。盡管如此，三銖錢以“銖”重入錢文的這次大變革，為武帝最終以上林三官五銖真正統一貨幣，其鋪墊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三官五銖所采取的以“銖”重入錢文、由官爐統一鑄造、設“三官”審查成色、“重如其文”、五銖錢上鑄內外廓（面無內廓）等徹底統一貨幣的措施，都有可尋的三銖錢烙印。
備注：
（1）、華光普：《中國古錢大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
（2）、馬文作：《二十四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
（3）、朱活：《談銀雀山漢墓出土的貨幣》，《文物》，1978年5月。
（4）、吳鎮烽：《半兩錢及其相關問題》，《中國錢幣論文集》，中國金融出版社，1985年。
（5）、李如森：《中國古代鑄幣》，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
（6）、柏揚：《中國人史綱》，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年12月。
（7）（8）（9）、唐石父：《中國古錢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