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現在回頭看才發覺辛苦。1959年冬，我調農業大隊任大隊長，住在離家十幾里的辦公室，一個月回家一兩次；妻子也是女拖拉機手、總機、管教、加工廠干部統統當過，早上7點上班，常常深夜歸家，回家時3個女兒都睡了。

    就在這樣的“艱苦奮斗”中，1957年出生的二女兒病了。初生時的她白白胖胖特別可愛，大人們總喜歡親親抱抱，可幾個月大時忽然發熱，我母親帶她去了農場醫院，醫生以普通感冒發燒來開方。沒想到，孩子持續哭鬧了多日，直到哭也哭不動、氣息微弱，妻子才和母親一道把她帶回上海求醫。一診斷，原來是粟粒性肺結核（1960年代后中國才開始在大中城市接種針對粟粒性肺結核的卡介苗，1978年全國范圍內普及），致死率很高。此時的我，仍守在農場忙碌。

    上海一治半年多，孩子性命得以保住，其中妻子請假陪了四個月。而我自己，實在不好意思請假。連續幾年，我和妻子每個月的工資都成了醫藥費，只能向人借錢。同事勸我們向單位打報告要補助，我們想了想，國家困難挺大，還是自己勒緊褲腰帶，再苦一點。

    1962年，第三套人民幣發行那一年，二女兒被證實經長期鏈霉素注射后聾了。嬰兒時學會的“爸爸媽媽”，再也不能說了……

    不管錢多錢少，心要靜

    楊琦1985年離休，1986年返滬。1987年4月27日，第四套人民幣發行，增加了50元、100元大面額人民幣。1992年8月20日又發行改版后的50元、100元券，增加了安全線。主景圖案集中體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團結一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主題思想。印鈔工藝和防偽能力進一步提高，大幅人物頭像水印雕刻工藝復雜，滿版水印和固定人像水印表現出了明暗層次。

    1986年，我離休后返滬。至此，一家人在上海聚齊。除了二女兒被送往上海外婆身邊讀聾啞學校，大女兒與小女兒都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后考回了上海。

    不過，團圓的日子沒過多久。1985年，國家取消自費出國留學資格審核，中國向外留學的大門敞開，越來越多普通人擺脫了精英留學的模式，視留學為人生規劃的一個選項。1989年，從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畢業的小女兒應澳大利亞表兄的寫信邀約，成了“出國大潮”中的一員：留學、求職，而后遇到同為上海人的他，順利在澳定居。

    看著周遭變化這么大，我很感慨。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