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也不是李四。”　
　　人民幣設計與其他藝術創作一樣，搜集素材僅是創作前的準備工作，不是畫過誰票面上就是誰。七十年代末，中國人民銀行讓專家們到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采風。陳若菊先生回憶說：“我們發現哪個人物形象好或者服飾好就拍照，或者當場勾畫。有的人特別是一些女孩兒不好意思，我們就說：咱們一起照個像可以嗎?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素材。”之后，侯一民又到內蒙、阿壩、紅原等地搜集素材。他說“我們先后走了一萬多里路，耗時三年才畫出來的”。可以斷定，這期間被他們照過相、畫過速寫的人物眾多。侯府中有采風時所畫的炭筆、彩色的速寫、油畫作品幾十幅、人民幣素材稿若干張；北京印鈔有限公司、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乃至中國人民銀行的檔案室中保存著專家們創作、設計的多幅草圖、素描稿、彩色稿、上報稿以及相關文件。人民幣的設計與其他藝術創作一樣，需要積累素材、尋找感覺。照一張像、畫一幅速寫，僅是畫家搜集素材的方式而已。　
　　在設計第四套人民幣50元券上的農婦形象時，鄧先生扎上白毛巾坐在那里，侯先生找到一個合適的角度，一筆一筆地畫速寫。據他們回憶，在設計第三套人民幣一角券時，鄧先生也曾做過模特。鄧先生根本不可能認為票面上的農婦就是自己，因為畫模特只是他們創作中的手段。　
　　人民幣的票面是凝聚著才華和智慧的藝術精品，“票面上的人就是我”這一說法不成立。侯一民、鄧澍回憶道：我們倆畫這些票面的人物就是根據毛主席的“六億神州盡舜堯”。是把他們作為舜堯來表現的，所以賦予他們一種主人的精神狀態，體現出健康的美。在設想每一個人物是一種什么氣質的時候就要細致了，高山的民族氣息中就帶點粗獷。傣族中的漢傣和水傣，就像石頭和水似的，一個硬一個柔。所以每個民族的形象里面都有很細微的東西。侯先生說：我們的合作是“混合雙打”。好處是把人物形象岔開，保留一點另外的感覺。鄧澍說：構圖必須是他畫，因為要跟票面相結合，我畫完他再改，改完以后我再畫、他再改。多年的藝術積淀與采風、尋訪融會貫通，才使他們筆下的民族人物形象準確、性格鮮明、氣韻生動、惟妙惟肖。如果票面上就是張三李四，何以要幾位大師行路萬里，幾年間持續的創作、修改?　
　　新版人民幣設計有著嚴格的保密要求，“照相時就知道要上人民幣”的說法不靠譜。新版人民幣設計與研制是國家機密，直到新幣發行面世時方能解密。接觸此項工作的人員要簽訂“保密保證書”，違者要受到相應的紀律處分。　
　　探究“原型”問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