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一旦失去信用，它就變成了一張廢紙。交子的興起，正是中國市場經濟和商業信用大發展的成果。而會子和其他中國古代紙幣的衰亡，也正源自政府對貨幣信用的破壞性掠奪。
　　說到這里，一個問題不免讓人疑惑。當初成都幾個商人發行的紙幣有信用，而后來幾朝政府所發行的紙幣反而沒信用，難道說商人比政府更有實力嗎？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商人確實實力弱，沒有對社會的強制能力，而這反而使得他必須受市場的約束，不能亂來，否則就會有被市場所淘汰、傾家蕩產的風險。這一約束，恰恰使他建立起了自身的商業信用。交子鋪戶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分化，從一開始的良莠不齊，到莠的被自然淘汰，良的逐步發展壯大到統治市場，正是這一機制的生動寫照。
　　而政府，特別是中國封建社會中高度集權、缺乏監督制約機制的政府則不然。它有著強大的國家機器，有著能夠強迫社會接受的實力。正是這一力量使其可以不受市場的約束，不必那么珍視自身的信用。因此，交子鋪戶必須有的準備金，朝廷可以沒有，交子鋪戶必須遵循的紙幣發行規則，朝廷可以不遵循。在這種沒有外部制約力量的情況下，如果再沒有自我約束，政府就很容易走上恣意妄為的濫用權力之路，從而毀掉自身的信用、毀掉紙幣制度、也毀掉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萌芽。
　　對政府來說，這也不是件好事，開始濫發紙幣的時候，無本萬利的感覺確實很爽，但過不了多久，惡性通貨膨脹和紙幣的消亡就會使其陷入更困難的境地。明崇禎十六年（1643），在李自成的兵鋒之下，崇禎皇帝再次想起了紙幣，他設立了內寶鈔局，日夜趕造大明通行寶鈔，希望能夠挽狂瀾于即倒。然而，早已沒有人愿意用真金白銀去換這些印制精美的廢紙了。在無數寶鈔的伴隨下，崇禎皇帝把自己掛在了煤山的一棵樹上。這個時候，他是否會想，要是當年自己的祖先不要那么貪婪，也許今天的寶鈔還能流通，還能拯救一下自己和自己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