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是漢文化的發祥地，是西漢高祖皇帝劉邦的故鄉和發跡之地，對這塊風水寶地，兩漢歷代統治者都異常重視。劉邦稱帝的翌年（前201年），即封其弟劉交為楚王謚號楚元王，傳八代。第八代楚王劉延壽時，因與廣陵王胥謀反被誅除國，歷時132年。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遷其子定陶王劉囂事楚，再傳四代，王莽時絕，歷時59年。西漢一朝，楚王兩傳十二代。漢朝有制，封王死葬封地。十二代楚王應有十二處陵墓其位置當在徐州附近。近年來，通過文物工作者的辛勤勞動，已調查和發掘了八代楚王的陵墓，為探討西漢楚國的歷史積累了殷實的實物資料。除諸侯王陵外，漢代的先民們在徐州這塊廣袤的地域上還為我們留下了眾多的文化遺存。時至今日在徐州已發掘的漢墓中，僅從出土文物的數量上來看：首當其沖要數漢代錢幣，無論墓葬大小，是否被盜掘幾乎都有錢幣發現，而半兩錢和五銖錢可謂是數不勝數。錢幣是社會盛衰的一面鏡子，它映照著當時社會的真實。錢幣研究可謂是博大精深，在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以及我國美術史上都有著特殊的魅力，對研究兩漢文化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試圖通過對徐州出土的漢代錢幣的分析，探究其在兩漢文化研究中的作用。由于筆者才疏學淺，不妥之處還請方家斧正。
一、徐州兩漢墓葬出土錢幣概況
1、徐州獅子山楚王陵：發掘于1995年，在徐州所有的墓葬中是出土錢幣 最多的。計有17600余枚。在上個世紀90年代是全國漢墓中出土錢幣最多的。“所有銅錢85%為榆莢半兩，余為四銖半兩，其形制有大有小、厚薄不均，錢文字形各異。錢穿大小不一，如果分型分式，多達百種以上。”另外還有少數偶的秦半兩。對于該墓出土的錢幣，由于大部分形制太小，而且不像流通使用過的，部分學者認為其屬于冥幣，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
徐州出土的窖藏漢代錢幣
2、銅山區茅村北洞山楚王陵：該墓發掘于1986年秋天，共出土錢幣有400余斤（一說有500余斤），約有50000余枚。這在當時是我國漢墓中出土錢幣最多的。錢文都為半兩，包括秦半兩、呂后八銖半兩、文帝四銖半兩和漢武帝四銖半兩。該墓出土的錢幣據不完全統計約有14式。同徐州獅子山楚王陵一樣，該木業出土了很大一部分轉為楚王陪葬用而直接鑄造的冥幣。（另在1955年在該墓所在的洞山村曾出土一方銅質半兩錢范，經研究確定為四銖半兩陰文傳型、范長18厘米，上寬11.7厘米，可同時鑄錢28枚。）
徐州漢墓中出土的“半兩”錢幣拓片
3、鼓樓區龜山楚王陵：該墓于1974年發掘。共出土圓形金餅（麟趾金）二件，餅的一面凹，錢徑6.2厘米，而 墓主人為劉注，根據《漢書》記載他薨于漢武帝元鼎二年，而該墓上距漢武帝初鑄五銖僅有兩年的時間，這種有紀年的墓葬為我們對西漢早期五銖的鑒定提供了確鑿的標準樣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另在其周圍墓葬中出土了830枚五銖，重3克，應屬于漢武帝時代的三官五銖。
4、馱藍山楚王墓：該墓出土了數以百計的陶金餅，可分大小兩種，均呈球面截體，平底，正面布滿環繞的渦紋，此陶餅顯系仿制漢初楚國的金餅形式，與第六代楚王劉注的龜山楚王墓所出的金餅并無二制。用陶金餅進行陪葬顯然是作為一種特殊的冥幣。
5、臥牛山楚王墓：曾出土100余枚“大泉五十”和一枚“大布黃千”，這兩種錢幣均為王莽時期的鑄幣。
6、土山東漢彭城王墓：該墓出土了一些“大泉五十”和“五銖”錢幣。
7、徐州市銅山縣潘塘東漢墓：1973年該墓出土了東漢“五銖”錢數枚。
8、徐州市賈汪區青山泉鎮白集東漢畫像石墓：1965年該墓出土東漢“剪邊五銖”，錢體輕薄，銅質較差，極具東漢后期所鑄錢幣的的特征。
9、在徐州及所轄的六縣市，伴隨著大規模的基礎建設于開山采石，還發現了難以數計的大大小小的兩漢墓葬，而在所發現的墓葬中幾乎都有漢代錢幣的出土。尤其是以“半兩”錢和“五銖”錢居多，令人遺憾的是這部分錢幣大多數都散落在民間。幸運的是還有一部分散落在我們錢幣收藏者手中，為我們研究漢代錢幣提供了實物佐證。
二、出土錢幣有助于徐州漢代墓葬的考古斷代與分期。
考古學斷代的方法在史前和歷史時期是不同的。歷史時期考古學斷代方法，除各時期考古通用之類型學、地層學外，還特別注重文字材料，如簡牘、銘文、碑志等等。在我國，錢幣用于考古斷代，僅適用于歷史時期，確切地說是從使用錢幣的商代開始的。而歷史上的錢幣均有各自的時代特征，這是利用錢幣進行斷代的理論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幣、刀幣、半兩、五銖、開元通寶等錢幣，一般無年號，但各種錢幣的行用均有時間范圍。如布幣、刀幣行用于春秋戰國時期，蟻鼻錢行用于戰國時期，半兩錢行用于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時期。上述錢幣又可分為不同的類別，均各有其行用時間。如榆莢錢為 漢高祖劉邦所鑄高帝二年（公元前201年），“八銖半兩”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鑄，“四銖半兩”為漢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鑄。其他如貨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錢幣、均有較明確的行用時間，不必一一列舉。五銖錢，始鑄于西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廢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國古代行用時間最長的貨幣，歷時七百多年，被譽為“長壽錢”。經學界各代達人的努力，五銖錢的斷代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蔣若是先生《洛陽燒溝漢墓》一書。蔣氏利用大量的漢墓材料，結合文獻記載將漢代五銖錢分成五型。雖然其中某些細節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結論經半世紀的考驗，仍無大謬，受到學界的高度贊揚。在撰成《洛陽燒溝漢墓》幾十年后蔣先生又完成《秦漢錢幣研究一書，該書集蔣先生幾十年研究秦漢錢幣的心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此外，北京大學吳榮曾先生撰有《五銖錢與墓葬斷代》一文，對磨郭錢、五銖小錢的斷代進行了深入研究，頗有說服力。今日，兩漢五銖的斷代已經不存在較大問題。正是基于對錢幣學的研究，我市的考古工作者對于徐州西漢諸侯王陵墓的排序才有了較大的突破。在史學界眾所周知，徐州盡管發掘發現了八代楚王的陵墓，而有明確記載的只有兩座王陵即第一代楚王山劉交墓和第六代楚王劉注的龜山漢墓，其他六座楚王陵墓葬的先后順序以及墓主人是誰則為我們留下了歷史疑云，因為他們都沒有文字記載，而從出土的錢幣恰恰為我們解決了這一難題。如龜山楚王陵與北洞山楚王陵究竟哪個在前？哪個在后？正是利用錢幣加以解決的。北洞山楚王陵隨葬的銅錢，據估計總數原本應達十萬枚以上，現存較完整的５２６４０枚。其中，除１枚“兩甾”錢和２枚“明月”錢外，均為“半兩”錢。報告選擇這批“半兩”錢中比較完整的２５４１０枚，先按錢徑分型，再按錢文書體和制作精粗分式發表錢文拓片和照片近２００枚，結合相關的考古發掘資料，對“半兩”錢的沿革和分期進行前所未有的系統研究，從而為“半兩”錢斷代提供更為可靠的標尺。該墓出土的半兩錢中，“屢見幾乎未銹或少銹的樣例”。化學分析告訴我們：其含錫量達１５％以上，“這種情況在中原地區出土的半兩錢中十分鮮見，而在楚地鑄幣中能經常見到”（。因而斷定，這是“因為楚地相對錫產豐富”，“當主要為當地所鑄” 周衛榮《徐州北洞山出土錢幣分析》）。這是該墓發掘與研究的一大貢獻。由于北洞山楚王陵沒有發現紀年性文字資料，報告根據所出半兩錢中有小部分屬武帝半兩，判定該墓的下葬年代為武帝鑄行半兩時期，即公元前１４０年至公元前１１８年之間。這段時間，因而推斷此墓墓主為第五代楚安王劉道(公元前１５０－公元前１２９年）。第六代楚襄王劉注（公元前１２８－公元前１１７年），已因龜山２號墓出土：“陶制麟趾金”、五銖銅錢等，特別是“劉注”銀印的出土得到確認，所以北洞山楚王陵墓要比小龜山楚王陵早。獅子山楚王陵和北洞山楚王陵一樣，也是在沒有發現紀年性文字資料年代的情況，該墓出土銅錢多達１７６０００余枚，85%以上為榆莢“半兩”，余為四銖“半兩”。其形制有大小厚薄不等，錢文字型各異，錢穿大小不一。如果分型分式，多達百種以上。根據《漢書•食貨志》載：“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孝長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又：“民用錢，郡縣不同……錢文大亂”。西漢早期的鑄錢狀況，不僅有官鑄，郡國鑄錢，還有民家私鑄，異常混亂。當時的吳國鑄錢、煮鹽，富甲天下。楚國殷富，自然也要鑄錢，以便流通。因此，獅子山楚王陵中的銅錢可能是社會上流通的實用貨幣，也應有為殉葬專鑄的冥錢。根據出土的半兩錢判定下葬年代，下葬年代為“公元前１７５年至公元前１５４年”。以此來推斷其墓主人：“獅子山墓的主人應是第二代楚王劉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劉戊。同樣臥牛山楚王陵根據出土的“大泉五十”銅錢120枚，大布黃千1枚。可以斷定該墓時間約在王莽時期。
綜上所述，出土錢幣為徐州西漢王陵的考古斷代帶來了極大便利，成為考古學斷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當然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作用巨大，但在具體操作時有一些注意事項，否則可能得出錯誤結論。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層、遺跡、墓葬等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從理論上看，晚期地層遺跡、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遺物，而早期遺跡不可能包含晚期遺物。因此，在晚期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見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錢幣的行用時間下限。一種錢幣的頒行時間是其行用時間的上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時代下限卻難以確定，因為頒行新幣后原來的錢幣并沒有立即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新幣共同流通，有時流通時間還甚長，秦半兩、漢初榆莢半兩、文帝四銖半兩等半兩錢均沿用至西漢中期，武帝五銖沿用至東漢中期，昭宣五銖沿用至東漢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貨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東漢晚期的情況。筆者認為，各種錢幣的實際行用時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在上面兩種情況下，如果僅僅依靠錢幣進行斷代就有可能會拔高時代，造成斷代失誤。為此，須堅持兩個原則：其一，在出土不同時代錢幣的情況下，應以時代最晚材料作為斷代標準；其二，錢幣材料要與其他材料，如地層關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銘文等等結合分析。須知，錢幣材料僅是斷代的一個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們既要重視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過分夸大。
漢代五銖
三、出土錢幣有助于研究徐州楚王國的歷史興衰
徐州是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的故鄉和發跡之地，他所開創的漢王朝具有綿延400多年的歷史。漢代是一個 崇 尚厚 葬 的時代，據漢代王府的《潛夫論》記載：“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 ，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橘梓梗楠，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 ，廣種松柏，廬舍祠堂 ，崇侈上僭”¨。 錢幣作為一種特殊 的商品，是財富的象征。一個墓葬是否厚葬，可通過陵墓大小、隨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體現。錢幣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隨葬品，也是體現是否厚葬 的一 面窗 口。在漢代的中國 ，人們在“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觀念支下 ，不管高下貧富 ，人們都要往墓 中放置一些錢幣。這一點在徐州大地上星羅棋布的兩漢墓葬中幾乎都有漢代錢幣的出土就是最好的佐證。出土漢錢最多的西漢的諸侯王墓，如 獅子山楚王陵僅出土銅錢176000余枚，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陵墓內出土近10萬枚半兩錢，有些未經使用就隨葬了；包括鑄錢的“錢范”同時出土，這充分反映了當時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國強大的經濟實力，也印證了西漢楚王國從弱到強的歷史變遷。誠然作為晚期的西漢楚王墓由于歷史上的諸多原因，王國的綜合實力遠非漢武帝以前的楚國，地域縮小，實力下降，這在徐州臥牛山漢墓得以證明，臥牛山漢墓墓主身份盡管貴為楚王而出土錢幣僅僅只有“大泉五十”銅錢120枚，大布黃千1枚，這與徐州已經發掘的王陵規模如出一轍，根據《徐州文物考古文集1》（為徐州博物館文物與考古研究文集一）：“徐州楚王墓在各個時期的建筑結構和建造規模上，并隨著時代的發展，呈現出早、中、晚三期較為明顯的發展演變規律。早期為漢初至文、景帝時期，其總體特征表現為：“同塋異冢”即楚王與王后墓分葬于同一陵園的兩座山體之中；墓葬形制為中軸線式的前堂、后室結構，墓門外部建筑宏偉，墓道長而寬敞，氣勢恢宏。中期為武帝至西漢晚期。由于武帝時漢朝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這一時期的楚王巖洞墓葬在布局和形制結構上均發生了重大演變。首先表現為“同冢異穴”，即楚王與王后的陵墓建在同一座山體下，而分鑿出兩個靠近的墓室。其次是陵墓的建筑規模逐漸變小，墓葬為非軸線式布局，其外部結構較為簡單，墓道單重，短而窄，末端呈喇叭口式內收，墓門寬1米比前期縮小了近一半，甬道變得十分狹長，而墓內空間增大，墓室一般以大廳為中心呈不對稱的錯落式分布，寬敞的墓室中部出現了特有的擎天石柱筑結構。武帝時期的楚王墓尚有一定的規模，但隨著王國權勢和國力的逐步減弱，至西漢晚期建造規模日益縮小，特別是王后陵墓已十分微小，完全處于一種從屬地位。晚期楚王墓為西漢末期，以臥牛山漢墓為代表。隨著西漢晚期楚王國政治地位和綜合國力的進一步萎縮，此時的楚王巖洞墓已走向衰落，其墓葬形制基本沿襲了中期楚王巖洞墓的一些特征，但與之相比規模更小，墓道外部入口處僅寬2米，整條墓道完全為外寬內窄的嗽叭口狀，墓室的數量、功能與結構也更為簡單，僅有一主、一側兩間墓室和一耳室。所以徐州漢代墓葬規模的大小，與出土錢幣的多少一樣都可以論證當時西漢楚王國的歷史。
四、出土錢幣有助于研究漢代錢幣的歷史變遷
徐州兩漢墓葬出土的大量錢幣，僅從西漢錢幣在形制上我們就可以發現：從漢高祖劉邦的“榆莢錢、呂后的“八銖半兩錢”、漢文帝“四銖半兩錢”、到漢武帝的“麟趾金”、“三銖半兩”直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五銖錢”等。它們都充分印證了西漢前期封建王朝的幣制改革的歷史。據《史記.食貨志》：“漢承秦制，高祖時“秦半兩”繼續使用。漢高祖劉邦五年（公元前202年），漢定幣制，“黃金以斤為名”，又“鑄莢錢”。漢初戰事頻繁，經濟凋敝，銅源缺乏，因而高祖滅秦后托“秦錢重”，不便使用，更令民鑄莢錢。這就是榆莢“半兩錢”。當時沒有明令規定鑄錢的標準，所以，各地所鑄“半兩錢”很不一致。錢文雖為“半兩”，實際重量不足—銖。呂后二年(公元前1 8 6年)，漢整頓幣制，“行八銖”半兩錢。但實際情況愈來愈嚴重，漢政府也確實沒有力量能夠將混亂的幣制統一起來，于是在呂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公開鑄行“五分餞”（即莢錢）。這種錢只是十二銖“半兩’的五分之一，但錢文仍用“半兩”。漢政府采取積極措施，在經濟稍有發展情況下，于文帝五年（公元前1 7 5年），“更鑄四銖錢”，錢文曰“半兩”，“除盜鑄令”使民得自鑄，故有“吳鄧錢布天下”之說。公元前136年，漢武帝建元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這是繼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后的又一次改革。史書記載：建元元年“行三銖”錢。錢文為“三銖”二字，有內外廓。后又于建元五年“罷三銖錢”，復行有廓的四銖“半兩錢”。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更鑄“三銖”，“盜鑄者，罪皆死”。此時漢政權已意識到私鑄錢對政府嚴重威脅，所以明令不得私鑄，但貪財的人還是冒風險而行的。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罷三銖，更鑄五銖”。到此“半兩錢”結束了它長達二百一十八年之久的流通，經歷了戰國、秦、漢時期，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所以，筆者認為錢幣不僅是一種流通手段和媒介，它更是無言的歷史。它與史書相印證和互補，反映著歷史的真實，見證著社會的變遷。
作者：陳曦 陳開成
來源：《中國錢幣界》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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