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的辦法，在嚴禁私錢流通的同時，用官鑄法錢和谷帛等收兌私人手里的惡錢，再回爐重鑄，力圖減少社會經濟生活中惡錢的數量。收兌政策畢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主要是國家財力有限，無法長期承受。法錢和惡錢的比價如果定得太高，政府財力不足，便無法將民間的惡錢全部兌換出來；比價太低，私人的惡錢不愿意拿 出來，又收不到效果。不過收兌政策盡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畢竟是符合經濟規律的，只要官鑄和財政上的支持，還是能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

　　宋 太祖初年鑄宋通元寶錢，并于乾德五年(967年)下詔令諸州輕小惡錢和各種雜錢“限一月悉送官，限滿不送者罪之有差”。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下詔 規定銅錢每貫必須“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凡不合標準者限一月送官，官給銅價。接著又于太平興國七年四月下詔，收繳江南諸州私鑄鉛錫惡錢和各種輕小錢，令 “每千錢須重四斤，人家先蓄者，許令所在納官敢有私貯而不以聞，及違禁而擅以貿易者，并論如法，募告者差定其賞”。以后宋朝政府還多次申明了這方面的法 規。通過收繳和收兌惡錢，對于整肅貨幣流通，維持貨幣的法定標準，控制私鑄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民間的私鑄現象也都有所收斂。

　　四、提高法幣質量，改善工藝水平，加強貨幣本身的防偽功能

　　宋 代為保證錢幣質量，在鑄錢時有嚴格的工序要求和操作規范。根據《游宦紀聞》卷2記載：“其勇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模沙、冶 金、分作有八，刀錯水瑩，離局為二。”可知宋代鑄幣有嚴格的工序要求和操作規范之則。宋代史料之中還有許多錢官因鑄錢質量不合格而遭受處分的記載，例如，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因“改置永平監大爐鑄錢怯薄”，提點浙江等路鑄錢坑冶、太常少卿錢昌武被罰銅十斤，監官侍禁崔坦差替，均受到處罰。

　　宋朝政府禁止使用“鍥薄”、“鏗惡”之錢，而且對銅錢的合金比例有著明確的規定：對鐵錢的鑄造，也有關于輕重和損耗等方面的約限。南宋理宗朝人洪咨夔所作 《大冶賦》云：“于是鑄錢使考期會，辨銅令第其品……”鑄錢所用的銅、鉛、錫等金屬材料是要由專人鑒別、驗收合格后，方得交付使用的。這對保證錢幣成色、 質量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朝鑄錢工藝中最先實行的樣錢制是翻砂鑄錢技術出現之后，國家為劃一鑄幣形式所采取的促使鑄幣規范化的 一項重要措施。它不僅對提高鑄幣的質量，禁止私鑄錢幣等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也對宋朝以后錢幣鑄造中形式的樣錢、母錢制的出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再者，印制圖案古代紙幣有的以著名畫家的作品為圖案。宋元時代的紙幣圖案以房屋、花鳥、人物居多，清代寶鈔以龍的圖案居多，外做花紋邊欄，因圖形復雜，作假者不易模仿。

　　書寫文字古代紙幣的一個明顯特點是上面印有大量文字，且均出自帝王或當時書法家之手，還有的印有刑律。印制的文字一多，則難以造假。

　　五、增加貨幣供應量，以減少私鑄的產生

　　宋 朝時期，私錢之所以能夠在社會上暢行無阻，往往得益于官錢的不足。正如宋人王禹偁在《江州廣寧監記》一文中記載說：“與夫租庸調之入，鹽鐵榷酤之課相與為 表里資助國用，亦重事也。且夫工徒無賴聚一州而非便，散之則盜心不生矣。錢幣益多，流四海而不匱用之，則盜鑄幾息矣。”指出了錢荒，流通中貨幣的不足，影 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使私鑄有了足夠的理由，而增加官鑄錢可以有效地預防盜鑄現象的發生。

　　因此，宋朝時期為了順應預防私鑄錢幣，同時也是 統一全國貨幣，發展商品貨幣經濟之需，就大力鑄造錢幣，發展鑄錢業。宋太祖即位后就開始鑄錢，但銅礦資源多處南方，所以最初鑄造額較小。太宗太平興國二年 (977年)，江南轉運使樊若冰建議在升、鄂、饒州設錢監，“大鑄銅錢，凡山之出銅者悉禁民采，并取以給官鑄”。朝廷采納了這一建議，但由于礦源缺乏，鑄 錢量無法增長。時任江南西路轉運使的張齊賢致力于銅礦的勘察開采工作，為當時鑄錢業的發展立下了不小功勞。他訪得南唐舊臣丁釗，“歷指饒、信、虔州山谷產 銅鉛錫之所，又求當代鑄法……歲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礦產資源的增多直接為鑄錢提供了先決條件。銅礦在皇祐中 (1049—1053年)年產約500萬斤，到元豐元年(1078年)增為1460年；而鉛錫也同樣有所增加。宋朝的鑄錢業就在這樣龐大的礦產資源上逐步 發展壯大起來。

　　為增加鑄錢量，宋朝廷還設立對鑄錢官的獎懲辦法，例如宋神宗元祐時就曾下令：“岷州并通遠軍威遠鎮鑄錢監官，任內鑄到錢除支 費外，每凈利三萬貫減一年磨勘，幕職州縣官占射差遣，六萬貫循一資。二員者分受。”至此，就將主管官吏的升謫直接與鑄錢額聯系起來了，以促使提點官加緊鑄 錢。

　　六、加強對鑄工的控制，收編盜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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