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災中許多人給捐款的富翁、大企業與明星甚至個人設立慈善排行榜，以此衡量愛心多少。這種作法遭遇反彈在情理之中，因為這直接與慈善的盡心盡力、不強迫的準則相背離。

但問題需要一分為二來看，排行榜與排行榜之間大不相同。

多數民眾捐款多少屬于個人隱私，旁人不應說三道四，設立排行榜公諸于眾更無必要。說到底，普通人沒有承擔社會公益責任的天然義務，也不承擔引領社會公德的責任。只要盡力盡心，捐一元與捐十元、捐百元同樣值得稱道，公布大眾善款數額，既不能彰揚善舉，也無法提升民眾道德指數，反而會引發攀比心態，或者形成強捐迫捐。

公眾人物則不同。成為公眾人物，付出的代價之一就是削減隱私權，凡涉及公共事件的部分，公眾人物的言行表態就作為個人形象定格，因為公眾人物承擔引領大眾物質與精神方向的重任。此次抗震救災就是這么一個契機，公眾人物有權利指點江山，或者痛灑熱淚，相應的，民眾也有權力指手劃腳，作出自己的評判。不允許公眾人物表達意見，或者不允許普羅大眾品頭論足，表現方式不一而實質相同，要言之，都屬于話語暴力。

從這個角度理解，看待民眾對公眾人物慈善排行榜的各種品評，就會懷抱比較寬容的心態。比如民眾給賑災表現不佳的王石取綽號曰“王十元”，源于王石在震災發生之初的一番高論：200萬元是個適當的數額、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應成為負擔，并稱萬科集團內部普通員工捐款以10元為上限。

此言引發一片討伐之聲，如果我們將此僅僅歸咎于民眾的非理性，顯然是低估了民眾的智慧，與此次震災過程中所顯示出的公序良俗。

此次震災給所有人劃出了一條有關慈善的道德底線：你可以少捐款甚至不捐款，但不可以污辱善心；你可以對捐款程序提出質疑，但不能質疑社會的公序良俗。王石在這兩條上都犯了大忌。民眾的反彈，其實是對社會道德底線的維護。幸虧王石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及時更正，并且向社會道歉。這個道歉絕不是可有可無的，他反應了一個公眾人物對社會道德底線的尊重。

當然，在看待排行榜時，大眾也有必要保持理性的態度，根據不同人物、不同企業性質對待不同的慈善行為，不能惟捐款數目論英雄。

比如一些上市公司捐款，必須遵守上市公司的程序規則，否則就是對股東不負責任。這些公司做出的即時反應如何，其實比善款數額本身更能說明公司的社會責任感。比如對某些明星的分步驟捐款也應保持冷靜與耐心，一些公眾人物如劉德華等希望根據災區的重建速度分步捐款，這同樣值得稱道。而創立壹基金捐款幾千萬元、深入災區第一線的李連杰也表示，用錢來衡量明星的愛心毫無意義，提倡大家理性捐款。

慈善排行榜是一面鏡子，可以折射出公眾人物的社會責任感，但這面失去準心的鏡子，度量并不準確。

與其把慈善排行榜做成逼債榜，不如用社會責任感指數來衡量企業與公眾人物的社會責任感，通過追蹤數個財政年度企業慈善行為，通過企業對于股東、對于消費者的盡責程度，分門別類進行打分，進行指數化管理。如此，既能準確度量企業與公眾人物的社會責任感，也能避免一些企業將慈善當作一錘子買賣，甚至當作擴大市場份額與取得廣告效應的妙計，更能兼顧社會的公序良俗�？芍^一舉三得，何樂而不為？

注：又提王石，是因為目前對王石捐款一事的認知過于混亂。

支持王石者認為社會迫捐，純屬偽道德——這種看法顯然是將此次震災所展現的珍貴人性與善意踏入泥淖。而反對王石者也說不清王石為什么該多捐，就是因為王石錢多嗎？顯然不是。我反對王石的惟一理由是因為他傲慢的發言違反了這個社會的公序良俗，以“十元論”將可貴的人性看得一錢不值。

至于精明的王石此次為何犯此大錯，我認為蔡鴻巖說得對，主要原因在于王石多年順風順水眾星捧月之下形成了精英意識，缺少了一份感恩心。而這個社會的痼疾，如強捐如政府公益機構以往慈善行為的不透明，也使民眾對慈善缺少基本的信任。王石當然不例外。
幸虧這個社會有越來越多的輿論空間，幸虧除了在萬科外，王石無法脫離民意高高在上。正因為如此，才有王石的道歉，才有行業的回應。

看到政府對成都“帳篷門”有所回應，看到成都在招募社會監督員。很慶幸朋友因為帳篷門報道所作出的犧牲沒有白費。但我們應該繼續關注有關部門如何處理那幾個因為維護社會公義有過激行為被刑拘的市民。那是一塊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