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１１月２５日至12月6日在柬埔寨王國首都金邊舉行了“第一屆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我國派出了３３０余人的龐大代表團參加。我國為這次運動會發行的紀念郵票按理按例都應該在１１月２５日發行，最遲也應在１２月６日。然而結果卻拖至１２月３１日，比開幕式晚了３６天，比閉幕式晚了２５天，這在新中國郵票發行史上是史無前例的！主要原因自然離不開“文革”伊始，“大動亂”對郵票發行體制產生了災難性的沖擊。

　　這套運動票徒有虛名，根本沒有任何體育運動的信息，而只有運動員鬧“文革”的畫面，但它無疑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寫照——“革命第一，友誼第二，不要比賽”。在此后長達３年多的時間里，中國運動員完全與世界隔絕，他們金貴的青春被耽誤了，多少本該奪得世界金牌的尖子，卻在大字報大批判大辯論中浪費生命的菁華。

　　這套郵票在編號上雖屬老紀特系列，但時間上應納入“文票”系列。“文革”初年最有代表性的動作——“手搖小紅書”首次進入郵票，以“文革”的專題信息而論，“紀１２１”諶稱“第一套”了！

　　“小紅書”即 《毛主席語錄》，６年間（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出現在７套郵票中：運動員之后才是紅衛兵（文２·第４枚·毛主席和紅衛兵在一起），接著是“世界革命人民”（文６），其后是“革命文藝戰士”（文５·第１枚·革命文藝隊伍）。手搖“小紅書”的“工農兵”群像和林彪先后出現在兩套非正式發行的“珍郵”中，即“全國山河一片紅”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時間為１９６８年９至１１月。

　　１９６９年開始，情況有了戲劇性的變化，“中國人民郵政”不再采用毛澤東的手書體，“手搖小紅書”的標志性動作被“手捧紅書”所取代（普無號“文革”普票中的工農兵和文１８·第１枚·軍民團結），從當時的習慣動作分析，手搖的“紅書”應為《毛主席語錄》，而握護的“紅書”一般為《毛澤東選集》，但“文１７·知識青年在農村”出現的“紅書”則模棱兩可。

　　“小紅書”最后一次出現在“編１２－２０·建黨五十周年”的三聯票中，圖中既有“手搖的”，也有“握護的”，設計家顯然并沒有也無必要去刻意對《語錄》還是《選集》做區別。此套郵票發行一個多月后，發生了震驚中外的“９·１３事件”，“小紅書”雖未與林彪一同消逝，但它的地位一落千丈，在郵票上消失已成必然。當時有關文件的要求是：撕去“小紅書”中的“前言”與“林彪題詞”，書仍可繼續使用。1975年８月２０日發行的“Ｔ８·批林批孔”中的第３枚“連續作戰”上有一本小紅書，但從書的厚度分析，應為四卷本合印的《毛澤東選集》，此書有一種紅塑料皮的版本，又稱“一卷本”。

　　“小紅書”在中國郵票上出現的６年，恰恰是林彪身為“第二號人物”的６年，“文革票”的鏡子作用顯而易見！這是筆者多年研究的成果之一。而“紀121”做為體育票的地位遠不如它在“文革史”中的地位來得顯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