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錢上的“蘇州碼子”

　　筆者收藏兩枚背有奇特圖案的“康熙通寶”錢。第一枚直徑28.5毫米，緣闊1.5毫米，穿徑6.5毫米，厚0.9毫米，重4.74克；銅質包漿，色澤呈金黃色，精整少銹，偶有褐黑色包漿。錢文、內廓和外緣錚亮、明潤，文圖清晰，鑄工精美。其面文“康熙通寶”四字，直讀，雙點通，文字剛勁有力；背面為滿、漢文“福”字，分列穿左、穿右，表明其為福建鑄錢局（雍正年間改稱“福建寶福局”）所鑄。與普通福局康熙錢不同之處，在于其背面穿孔上方有三道豎紋圖案（圖1、2）。另一枚直徑28.5毫米，緣闊1.3毫米，穿徑6.5毫米，厚1.1毫米，重4.70克。正背面圖文與第一枚基本相同，只是背面穿孔上方有兩道豎紋圖案（圖3）。除此，筆者在錢幣網站上也見過背面穿孔上有一道豎紋圖案（圖4）或“X”圖案的福建局康熙錢。
　　中國古代流通使用的鑄幣幣面一般只鑄文字，不鑄圖案。唐代以后流通鑄幣背面開始出現日、月、星紋等簡單圖案，以此代表具體的天文物體。但錢幣上出現豎紋圖案的并不多見。那么上述福局“康熙通寶”錢背面的一道、兩道、三道豎紋圖案是否有特定的含義？經過研究，筆者認為這些豎紋圖案應是我國早期民間“商業數字”——蘇州碼子。
　　蘇州碼子，也叫草碼、花碼、番仔碼、商碼，是中國早期民間的“商業數字”。它脫胎於中國文化歷史上的算籌，也是唯一還在被使用的算籌系統。據《中國通史》第八卷第五節《中國數碼和零的符號》記載：“我國在商周時期已出現記數的符號，但在很長時期內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用于記數和演算的數碼。至唐代才開始用數碼記數，宋元時期逐步得到完善，其使用也更加普遍。” 花碼，南宋時期從算籌中分化出來的一種進位制計數系統，因其最早產生于蘇州，故稱“蘇州碼子”。蘇州碼子使用特別符號來代表數字。我們現在漢字計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相對應的蘇州碼子符號分別為：“〡、〢、〣、〤、〥、〦、〧、 、〨、〩、十”。書寫方式為：1的書寫形式為一個豎“〡”；2的書寫形式為兩個豎“〢”；3的書寫形式為三個豎“〣”；4的書寫形式類似一個叉“〤”；5的書寫形式類似一個阿拉伯數字草寫的8字“〥”；6的書寫形式為一橫上邊加一點，其中的一點代表了5“ 〦”；7的書寫形式為二橫上邊加一點“〧”；8的書寫形式為三橫上邊加一點“〨”；9的書寫形式類似一個草寫的漢字“久”字“〩”。另外20為兩個漢字“十”組成“卄”，讀作“念”；30則為漢字“卅（sa）”，40為“卌（xi）”。

蘇州碼　　　〡     〢    〣     〤     〥    〦    〧    〨    〩     十
漢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漢字大寫　　壹    貳     叁     肆     伍     陸     柒     捌    玖     拾 
阿拉伯數字　1    2      3     4     5     6     7     8     9    0 
羅馬數字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與算籌通常用在數學和工程領域不同，古代蘇州碼子通常用在商業領域里，主要用途是速記。蘇州碼子在商業、金融及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特別是使用豎式賬本記帳中被廣泛應用，因其形象性很強，比漢語大寫數字更為簡單易學，上至官宦、下至商賈和黎民百姓即便是文盲，也極易掌握，而且能熟練地書寫，故能長時間在民間流行。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計數字——阿拉伯數字，大約在13到14世紀傳入我國，被國人稱作洋字碼。但由于當時我國記賬所使用的為豎式賬本，用蘇州碼書寫起來比較方便，所以阿拉伯數字當時在我國沒有得到大范圍的推廣和應用。本世紀初，由于外國資本的不斷入侵，促使我國國內的舊式銀行逐步萎縮，隨著大批新式銀行的興起，舊的記賬方式也隨之被新的記賬方式取代，在整個商業、金融領域迅速鋪開，于是，阿拉伯數字在我國逐步開始推廣使用，進而逐漸取代了蘇州碼。隨著阿拉伯數字普遍使用，而作為中國發明使用的蘇州碼，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現在在港澳地區的街市、舊式茶餐廳及中藥房偶而仍可見蘇州碼數字。
　　蘇州碼子在舊時的一些公文、契約、帳表、官帖、私鈔、當票中以及背書等所有涉及經濟方面帶有數字的文檔中，經常會使用。如圖5為晚清時期吉林省五常廳常裕錢局發行的壹吊文錢帖，票面框內右側錢帖編號就是使用蘇州碼子“〤〥〤”（454）號。但在流通銅錢上出現民間“商業數字”蘇州碼子的卻不多見。
圖1


圖2


圖3


圖4：康熙福背上


圖5吉林五常廳-常裕錢局壹吊